民间的道德能力
2015-11-17 15:15:32 | 来源:新浪微博 | 投稿:左春和 | 编辑:小柯

原标题:民间的道德能力

民间的道德能力曾一度被极权主义运动所摧毁,延续千百年的民间伦理底座几近崩塌,民间的道德维系被阶级斗争思维所占位,值此民间秩序被压制在零度状态。在极权主义运动逐渐退潮之后,随着人性的复苏,民间秩序的重新发现同时也伴随着民间道德的苏醒,然后形成一股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反思和道德控诉,抗议情绪的释放又形成了多重复杂的观念结构。虽然不同的伦理冲动和道德力量在民间秩序中相互解构,但还是彻底动摇了对于意识形态绝对服从原则的合理地位,一个从他律回归自律的道德重建正在形成。目前,民间的道德能力已经是一种雄辩的事实,它不仅摆脱了虚假的崇高塑造,走出了英雄主义的偶像黄昏,而且在一个初具形态的自洽体系内确立了自身的道德原则和责任伦理。在新一轮民主大潮中,正视民间的道德能力可以有力驳斥素质论者的观念误区,进一步清醒民主转型的条件与民众素质的关系,何况民间秩序的道德能力远远超乎于权力体系。基于对意识形态所规制的道德权威的逃离欲望,民间秩序中的道德诉求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构的各种力量,其复杂的观念结构本身已经形成相互依存的自洽生态。与民间的舆论能力一样,这种道德能力既有自身的现实生存需要,又有其重新发现的逻辑过程。既有传统秩序的伦理给养,又有现代民主启蒙的价值浸淫。因此,目前民间秩序的道德能力已经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伦理,它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以现代政治伦理为参照的道德建构,不仅是对传统秩序的恢复,更重要的是一种现代意义上公民人格的训练和民主前的条件储备。

传统秩序是民间道德能力的精神脐带。传统秩序是历代经验的积累和拣选,它是经过合理反思的各种智慧的沉淀,其本身依赖于一种道德能力的联结,避免了人类在各种冒险主义狂潮中的彻底崩溃。传统秩序中有一种对于政治说教的天然排斥,它不会屈从于权力结构下的历史强制,其传承能力是因为它有着佑护人类生命安全的精神脉络。道德本身服从的是规律性的自身性特征,排斥各种权力规制之下的政治说教,这恰是传统与民间在道德选择方面的同一性。在对抗极权主义运动中,传统秩序与民间道德又恰是极权主义的死敌,它们共同的保守理性在极力维系人类千年形成的伦理体系。这方面伯克相信,建立在长期累积的传统之上的政府体制要优于建立在推理原则基础上的体制,而且这种优越性在于历代经验的积累和考验,因为各个时代的集体智慧将原始正义的原则与无限众多的人类关怀结合了起来。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那些规范性传统的稳定性已经成功地适应了各种环境的变化和挑战,贯穿其中的道德传统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某些传统存续下来,而另一些则遭到淘汰。这些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秩序是一个社会的基本伦理底座,支撑了一个社会自发的道德体系,因为它的存在显示了其效益。因此,传统秩序与民间道德的血脉相承是难以被极权主义运动所彻底摧毁的,它可以暂时被压制起来,但并不能被消灭。同时,传统及其民间道德还具有非凡的精神免疫能力,它不会轻易被一种激进主义或运动狂热所俘获,并具有对于其它精神信仰的反噬功能。希尔斯认为,实质性的传统之所以能够长期受到人们的敬重和依恋,并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大的道德规范作用,是因为这些传统往往具有一种克里斯玛(因蒙受神恩被赋予的天赋)物质。民间本身具有敬畏传统的传统,虽然现代民间秩序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民间都是相对于权力体系的一个广阔地带,传统的自然演进在民间构成中有着广泛的渗透。

民间的道德重建及其发育之所以摆脱意识形态的说教而回归传统的母体,是因为只有在传统的鼓舞下民间道德才有勇气恢复它的原初正义,同时与道德说教保持距离。长期的生活实践使民间具有了一定的选择能力,以此发现如果背离了对传统的依赖,民间道德的重构将失去它的基本坐标,因为人类目前所普遍遵循的价值规则无一不是来自传统的赐予,传统本身具有神奇和神圣的感召力。曾经的政治说教和文化强制是对传统的颠覆,它有悖于人类共同的精神经验,冲突于人性中对自由、真实、公平和正义的渴望,有违人类的基本伦理规则。因为它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并不关怀具体的个人。在民间秩序的道德选择方面,基于民间秩序的人类天性肯定拒绝各种非人类的伦理改造,而会去拥抱慈母般的传统。这是一方面由于传统的巨大魅力,犹如头顶上空的星辰和心中的道德律,其本身就会形成对道德秩序的吸引,并由此修正我们的行为模式,然后促进传统的成长。另一方面,现代民间秩序得益于传统民间的演化,保持了传统民间的重要特征,其中流淌着生生不息的传统血脉,在血缘上与传统有着天然的亲近。因此,现代民间秩序中的道德能力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传统的回眸和仰望,这里既是传统秩序在民间的开放,也是民间的道德能力对传统的回眸。

道德能力是民间秩序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民间秩序之所以形成并不是受到某种政治指令,而是由于共同的对于现实政治的疏离,并由此结成松散的价值共同体,最终形成与权力板块的对峙。这一松散的共同体并没有统一的规则和成文法,但在思考自由、行动自由、舆论能力和伦理取向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正是出于民间秩序的道德自觉。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的自觉能力,他只能与自己相处,而无法融入人群社会,任何人群社会都有许多不同于个人的道德要求,虽非强制,但其作用往往不逊于强制性的规则。人一旦离开自我相处进入人群社会,实际上也就进入了政治领域,即便是松散的民间结构中也会形成自身的道德取向,这样一来,人必须适应与人相处、与人群相处,否则将被人群所逐离。基于这样的无形约束是完全出于自愿的利己的理性行为,不存在政治命令的强制。如果说政治权力的道德说教具有虚伪性特征,那幺民间秩序中的道德则有一定的真诚,政治权力的强制之下必然造成人们的“阳奉阴违”,而民间秩序的道德行为则是一种自愿选择。尤其在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政治问题常常被道德化,借以躲避政治制度本身的责任伦理,道德化之后的政治又常常将社会治理的根源归因于人们的道德水平。由于政治权力中道德的模糊性,对于道德的强调也常常使责任主任逃脱罪恶的追究,以道德动机来抵消后果的各种问题。与此不同的是,民间秩序中的道德行为并没有任何权力保障,它必须服从民间秩序的整体利益,否则,民间秩序就会不复存在。

由于后果主义的伦理比动机伦理更具现实性,并且后果服从的是规律性而非规范性,也并非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所能决定,因此,民间的道德能力更多注重道德引申的行为结果,排除各种动机伦理的自我辩解,以此形成民间道德的自洽功能。这种自洽功能也可以放在哈耶克“自发秩序”的框架中来理解,由自发社会秩序中的习俗而形成的非正式规则往往带有人性善的一面和历代形成的生存经验,在长期的人类拣选中,自由选择已经历练了道德能力。这同样出自人类固有的良心,若非遭到政治权力的挑唆和高压统治,人类的良心自由更带有质朴的秩序性。因为人类的大部分成员都会怀抱良好的愿望和行为动机,只有遇到专制统治才可能激发人性之恶。蒙田说:“良心可以使人们恐惧,也可以使我们坚定和自信,我敢于说人生道路上经过许多险阻而步伐始终不乱,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意图深有了解,自己的计划光明正大。”基于民间秩序中对于平等的渴望,良心动机与责任伦理会取代单纯的情感伦理,使平等逐渐成为一种现代价值,本着这样的群体目标,民间的道德能力会逐渐形成自愈性生态。非强制性权力维护的民间道德体系会不断有异于群体的价值观闯入,甚至带有一定的破坏力量,但由于众多不同的个人的价值博弈最终形成演化的结果,并逐渐排除掉各种非健康因素。本来,道德就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应然价值判断,它典型地是康德式的绝对律令,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强行介入或破坏,它自身具有极强的自洽功能和自愈能力,其体系生态具有去伪存真的免疫能力。人类的审慎理性在无限重复的背景下演化出了某些惯例,然后之所以得以执行,主要得益于道德理性,这种道德理性并非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强制安排,而是来自民间秩序的道德自觉。

民间的道德能力同时具有利己、利他和平民勇气。民间秩序中具有多重复杂的观念结构,尽管大部分社会成员怀有良善的愿望,但并不能排除其中的利己动机,而利己动机并不影响民间秩序的道德能力。恰恰相反的是,利己动机本身正是民间道德能力形成的动力之一,以此使各种观念达到交流、碰撞与融合,长期的博弈结果使道德能力更具理性化特征。因此,没有必要强调民间道德能力的纯洁性,任何对民众思想纯洁性的独断都有建构意识形态的嫌疑,也有讨好民粹的危险,民间本身并不是一个应然的理想范围,仅仅是一种现实存在。研究中国民间道德观念的欧达伟认为,对于民间思想的非同质性,人们从来不乏清醒的认识,但使用精华和糟粕这种直接的价值判断容易把复杂的民间观念简约化、理想化,民间的道德意识中既有反抗既定秩序的一面,也有对反抗意识自我消解的一面,这是出于人性中的自私本能的考虑。但是,现代民间秩序已不同于传统的民间结构,由于现代传媒的整合能力,民间的道德释放已经远不仅在对传统价值秩序范围的反抗,而是在照片集结中有明显的利他行为。这种道德中的利他倾向并非如国家号召之下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而是出于利己动机之下的契约意识,只有利他的外在行为才能达成合作,也才能结成整体目标之下的共同体。虽然利他行为符合群体性的利益取向,但并非是利他行为对于利己动机的完全取代,这是一种合法行为模式下的利益需要,其本身拒绝各种“无私”和“奉献”之类的政治标签。

人的理性能力决定了每个人在群体之中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人一旦进入这样的自洽体系,他必须克制自身的自私冲动,并把自私自利行为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正如康德所说,在外在方面要这样行动:你愿意的自由应当依照一条普遍的法则要与任何其他人的自由并存。根据康德的道德观,自由的领域、实践的领域和道德的领域是一个领域,如果人是有道德的,人是能够作出道德行为的,那幺他应该是自由的。因为人是自由的,就是说人完全能够压制自己的自然欲望、自然本能而遵循道德法则去进行利他行为,这是出于道德法则的命令,因此不需要他律的强制。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具有先天的理性能力,其本身具有分辨是非和惩恶扬善的道德选择,这出于人为自然立法的本质规定性。在没有完全被权力笼罩的民间秩序中这种道德能力更具优势,尤其在行动自由和舆论能力方面具有一种互助性的平民勇气和道德情怀。通过每个人相互放弃部分自由,使民间秩序最大可能地遵循正义原则达到相互之间的扶助和支持,使松散的原子化的个人形成联结,从而具备一定的防止被冲击的能力。这种互助并非具有仁爱的道德成分,而是一种群体秩序的必要义务,背弃这种义务则脱离对于秩序共同体的认同和参与。在赫费看来,基本共同体因为帮助的相互性才成为团结的共同体,其中不能缺乏互助行为的道德勇气,否则,这种共同体则流于形式。从目前的民间秩序中考察,这种互助性的平民勇气贯穿了民间的道德主体,他们往往以一种推人及己的现实逻辑来为他人承担义务,以此战胜了恐惧和怯懦,使得民间的主体得以粗壮起来。如此一来,民间的道德能力就具有了正义能力,它不仅在生态自洽中达到自律,还在伸张社会公平正义中表现出了对于传统权力结构的蔑视,并进入一种道德的自我警示、自我训练和自我提升的良性状态。

民间道德能力的训练是民主前的必要储备。目前的民间道德建构并不是自闭的自娱自乐,也并非完全固步自封的自我沉迷,而是进一步在拥抱知识和普世价值,这是与传统民间社会的明显分野。在民间的道德构成中,由知识提供的理性精神并不缺乏,它有效抵制了某种道德狂热所动员起来的社会冲动,使得道德训练在一定的合理框架内进行,并随时检验它的社会绩效。由于现代民间秩序并非底层社会的乌合之众,其中不乏知识精英,在这种道德生态中知识分子与平民勇气达到了一种均衡,出现了理性而不失热情的效果。道德能力是民间所有秩序与伦理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延伸它的舆论能力和行动自由,所以这种能力建构正是民主前的必要储备。现代民主进程的作用在于根据社会的不同利益安排国家,其中国家是公共管理机器,社会是私人及社会劳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交换的系统。所以必须要求民主社会的共同体成员具有一定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这并非出于国家建构的需要,而是民主社会的公民政治作用于私人的社会利益,用以对抗国家权力的逻辑膨胀。根据尼采的国家观,国家就是好人和坏人统统丧失自己的地方,然而国家并没有一种自然的语言,它只用修辞术和意识形态的方式讲话。从道德谱系来看,国家依据其所颁布的法律和其所宣扬的道德意识形态来当作评判道德善恶的标准,但问题是,现代国家本身就不是道德上可以免检的产品,它反而经不起道德上的批判。在专制社会,国家就是道德的化身,它本身不接受来自民间的道德质疑,而在民主社会,国家则必须接受来自公民的道德批判和道德挑战,这就需要每一个人必须具有一定的道德能力,以此贯穿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那种由道德狂热所进行的社会运动正是民间缺少道德能力的原因,以此形成纳粹、文革中的反人类狂潮,这是政治中心运动群众的结果,是缺少道德能力的民众被政治道德所裹挟。为了避免在民主社会中出现类似民粹狂潮,民间的道德能力训练正是由于非自由秩序下的各种事件所完成,在遭遇了各种事件冲突和权力打压之后,民间的道德能力越加成熟和坚固,其本身已是自发秩序中的民主雏形。因此,这里不存在什幺民间素质的高低问题,因为民间本身已经涵盖了各种层次的社会人群,它是相对于权力体系的一个精神阶层。这里只存在各种复杂人群在道德体系构建中由于意见殊异的自由表达而形成的冲突和博弈,并且这个过程正是一种价值筛选和确立的过程。当然,这里还谈不上什幺民主素质的问题,民主素质与个人道德能力分属不同的权力关系模式中,民主素质的提高只有在实行民主转型之后才能在民主程序中通过反复演练而进行,任何非民主政治中的民主素质仅仅是一种伪问题。但是,由当前民间的道德能力证据可以直接推导出,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道德能力本身决定了民主状态下的理性能力和情绪自洽,并能够适应民主社会的规则体系。所以,素质论在民间道德能力的审查下是个伪命题,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行为方式的规则,这里无法容纳因素质论的前提所导致的对于规则的出逃,只有专制的维护者才以素质论来阻挡民主制度的实现。民间秩序的存在本身就是道德能力的证据之一,在没有权力强制的情况下,民间秩序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态和道德勇气,其本身已经击败了素质论和法治优先民主论者的“学术”论调。

现代的民间道德能力并不是民间宗教式的对自己的颠覆思想进行低泣的诉说,它在经过现代市场经济洗礼之后,已经识破和戳穿传统权力体系的虚伪性,在抛弃了这种强制话语的同时,在民间的道德努力中找到了走向民主的杠杆。这提示的证据之一即是民间社会的存在在国家之前,国家的产生只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好而没有其它,但是国家产生之后往往会产生它强大的权力膨胀逻辑,反过来又会挤压民间秩序的生存空间。但在现代社会,国家意识形态已无法完全统摄民间秩序的道德观,民间道德谱系已经具备了对于伦理规范的教条化和虚伪化的警惕和排斥,它不再逆来顺受地适应这种伦理压制,而是拒绝与之合作。与此相反的是在民间秩序中的个人已经逐渐形成了与民间道德体系的交织,并愿以个人的努力和勇气来为之服务,这正是出于不同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价值认知能力。在这方面,罗尔斯也认为,一个达到较复杂形式的社团道德,便如平等的公民理想所表达的道德的人,具有一种对正义原则的当然理解力。同时,“也已经产生了一种对具体的个人和共同体的依赖,而且,他倾向于遵循那些在他的各种地位中都适合他且仅由于社会的赞许与非难才得到人们坚持的道德标准”。这是一种公正社会理想的吸引力,应然的道德标准会激励每个人努力提升自己,然后接受正义目标所提供的知识规则,并以责任伦理联结社会、匡扶正义,构建公共秩序和以契约精神来安排国家。

2015年11月14日

(本人谢绝任何形式的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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