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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

2015-12-11 08:30:27 | 来源：新浪微博 | 投稿：曾太太205 | 编辑：小柯

原标题：陌生人

陌生人

说说我在旅途中遇见的两个陌生人。

第一个是在台中市旅行的时候遇到的，七十五岁的出租车司机，姓陈，我们叫他陈老伯。

陈老伯的车非常干净，没有一点悬挂的装饰品，座椅边放一个保温杯，路上也从没见他打开喝过。他穿得也干净，浅蓝色的夹克衫，米色裤子，头发花白，很短，没有留胡子。

陈老伯很健谈，主动问我们是从哪里来旅游的，知道我们是大陆客以后特别兴奋，说他去过北京，还有杭州，在二十年前，接着让我们猜他几岁了。

我出于礼貌地说，看上去五六十吧。

他露出孩子一样高兴的表情，摇头晃脑地说：“我已经七十五了！”

这个答案倒是真的让我吃了一惊，因为在我所住的城市里有一条叫做退休年龄的线，过线的老同志都是要离开工作岗位的，想发挥余热也不会在出租车上。

我们惊讶的表情取悦了陈老伯，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滔滔不绝地介绍台中的大街小巷特色伴手礼以及景点，最后说，你们有没有去过日月潭？

我说没有。

他立刻说，我可以给你们做一天包车司机，算你们便宜点。

然后他就报了一个价钱。

我还没有了解过当地包车价格，但陈老伯说得非常诚恳，而且我妈妈已经点头答应了。

我妈妈刚过64岁，传统中国女性，擅长一切家务，生活简单，时髦一点的说法就是宅，她不爱旅行，但一直想到台湾看看，还一定不要去花莲，因为她看新闻，新闻里说花莲公路不好走，出过车祸，大陆旅行团摔海里去了。

我当然要带她去看看日月潭。

陈老伯把我们送回酒店，约好了明天接我们的时间，再次夸我女儿漂亮，然后乐呵呵地把车开走了。

我觉得陈老伯是个很会揽生意的出租车司机，上楼以后又立刻用电脑查了当地包车的价格，令我满意的是，陈老伯确实给了个很公道的价格。

我妈说，老人也不容易。

第二天陈老伯一早就等在酒店门外，早晨有一点冷，他下车给我们开门，说他提早半小时就到了，一直把车停在路边等我们下楼。

去日月潭的路上大概用了两三个小时，陈老伯还是一直说话，我妈和女儿都睡着了，我一直记得他是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对行车安全抱有隐忧，所以始终保持清醒看着前方。

陈老伯对我说起自己的子女，过世的老伴，还有那一次让他印象深刻的大陆旅行。

“刚开放我就去了，那时候你们还不能来呢。”

他很骄傲。

他还说；“我一直工作，所以我一直不老。”

船票是陈老伯从熟人手里拿的，可能赚了一点回扣，他还引我们去了一个水果摊买了些台湾当地的水果，摆摊的是个至少有八十岁的老奶奶，瘦小，满脸皱纹，她的水果都不太新鲜，香蕉烂烂的，青枣和她一样有些缩水，山竹剥开没什幺肉。

旁边就有更大的水果摊，那些水果看上去也明显比她家的水灵，但我们都很有默契地假装没看到。

老奶奶给了陈老伯一个梨——他们是认识的。陈老伯看了我们一眼，很不好意思地推了回去，我妈就说我要上厕所，我立刻带着她和女儿走了，回来陈老伯已经在车里等我们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接受那个梨。

午饭我们是在日月潭边上一家游客餐厅解决的，我一定邀请陈老伯一起，他有些不好意思，一直夹自己眼前的菜，回程的时候他说时间还早，带我们去埔里酒厂看看吧，还特地说了声，不多收你们的钱。

我们高高兴兴地逛了酒厂，陈老伯很客气地买了四支绍兴酒棒冰，说请我们吃。棒冰带着一股浓郁的酒香，他替我女儿剥了纸，又眯着眼睛笑着看她吃了第一口。

我们在傍晚回到酒店，我很高兴陈老伯一路驾驶时的精神都不错，然后他又提议晚上接我们去夜市，当然是要另算钱的。还有第二天早上，我们去高铁站出租车当然也是他包了。

就这样，陈老伯成了我们这两天唯一的出租车司机，告别的时候我说“有机会到上海来玩。”他说“台湾还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一定要再来啊。”

陈老伯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第二位老人是我们全家在游轮旅行中遇见的，我连他姓什幺都不知道，姑且叫他游轮老伯吧。

遇见游轮老伯是因为我们和他都参加了游轮公司安排的兰卡威半日游，下船去看红树林，一车大概有二三十人，游轮老伯是其中之一。

半日游安排得不错，回船之前导游把我们带去超市，招呼大伙儿买点马来西亚的特色纪念品。

因为只是半天的行程，没有人为此专程兑换马币，超市不收人民币和美金，只能用信用卡结账。

兰卡威华人超市的巧克力很便宜，大家都买了很多。我让老妈和女儿就坐在超市门口的长椅上等着，自己进去大采购。

等我出来的时候，游轮老伯就坐在她们边上，三个人正聊天。

我妈说：“多巧啊，他也是上海人呢。”

他笑笑，脸上有一种市中心老城厢居民特有的矜持，然后说：“那是以前，我现在住到南京去了。”

我问他是不是跟旅行团来的？

他说不是，他一个人出来玩的。

我说那你的英语一定很好。

他说我不会讲外国话，不过有什幺好怕的，在游轮上又走不丢。

我把一大袋巧克力放在地上，又把刚买的榴莲雪糕拆开，雪糕有六枝，我分了三支给游轮老伯和旁边的两位团友。

他很客气地推拒了一下，然后才接了过去。

吃雪糕的时候他问我，人民币比马币汇率是多少？

我不知道，转头问了声导游。

导游说，大概一比二吧，马币一块钱就是人民币两块。

他说了声谢谢，然后问我：“你能替我刷卡买些巧克力吗？我给你人民币。”

他说完以后又举着那根榴莲雪糕非常认真地解释：“我一个人来的，没信用卡。我只要买四盒巧克力就够了。”他用手比了一个数字：“只要带四份礼。”

我立刻说好的。

他说谢谢。

兰卡威很热，游轮老伯手里还没吃完的榴莲雪糕有些化开了，滴落在他手指上，他有些烦恼地看了一眼，我妈正好在给我女儿擦嘴，顺手就给了他一张纸巾。

他又说了声谢谢。

吃完雪糕以后我陪他回到超市，游轮老伯用一种不失矜持的态度询问我那种巧克力比较适合送礼，然后也没再多逛，迅速地根据我的建议选好了他要的礼物。

我替他结账，四盒巧克力一共四十六马币，整个过程不过五分钟，回到超市外他立刻要拿钱给我，但他打开钱包，里头的零钱只有八十，一百我又找不出来。

我说给我八十就行，他说：“那怎幺行。”口气像个老师。

他坚持给了我一百。

游轮很大，我们和游轮老伯在上船时道别，之后再也没能见面。回来以后我妈用一种唏嘘的口气谈起过他，说游轮老伯是因为上海的房子给儿子卖掉了，所以才住到南京去了。又说怎幺这幺大年纪一个人出来旅行呢？儿女也不怕他出事。

我也不知道老人的子女会怎幺想，不过我一直记得陈老伯说，一直工作就不会老了。

游轮老伯呢，没有人陪就一个人旅行好了。

无关子女问题，他们是我在旅途中见过最酷的两个老男人。

旅途说完了，再来说说在我周围的陌生人。

我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老式公房里头，二楼。公房都是分配的，刚住进来的时候，邻居们都认识，所有的小孩都玩在一起。

三十年多年过去了，新房成了老房，孩子们长大离开，许多房子里头都渐渐只留下了老人。

因为是学区，房子买卖频繁，住客进进出出，也不知道从什幺时候开始，邻里都成了陌生人。

楼下的老先生九十二岁了，做了许多年邻居，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老先生三儿两女，孙子孙女众多，刚住进来的那几年，家里一直是很热闹的。

老夫妻两个带大了数个孙辈，最后一个孙儿三岁进幼儿园，每天都由奶奶接送，我还记得那老太牵着孩子回家的样子。

等孩子进了小学，老太就得病去世了，房子里头只剩下老先生一个。

那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老先生退休前是个会计，精于计算，脾气相当古怪，我从来没见他笑过。

老太过世以后，他就深居简出，更少看到了。

他的子女们都散得很开，有几个在外地工作，在上海的偶尔来看看他，也就是放下东西就走。

后来老先生生了场病，不大好走动，子女曾把他接走，但只过了一个月又把他送回来了。

我家就住楼上，他女儿上来一脸难色地拜托过我妈，说家里老头子脾气太坏了，子女几个跟他都无话可说，也住不到一起，大家实在没办法，只好花钱请了个住家阿姨照顾。她又留了电话给我妈，说要是真有事，让我妈打个电话给她。

我回家知道这事，问他们就这样把老人留给阿姨了？我妈把写着电话的纸条收在抽屉里，说有些人脾气坏了一辈子，跟子女都像是有仇，到老了就是这样。

老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脾气益发古怪了，有时候站在门口堵住邻居，说有人偷窥他家，还有一次我家装修，他大发雷霆说我家的装修师傅偷剪他的电话线，不让他跟外头联系。

我去处理这事，老先生叫了110，警察都来了，装修师傅一脸叫屈，说电话线都是各家管各家埋在墙里头的，他怎幺剪得着？

我妈把老先生的女儿叫来，他的女儿也是个中年女人了，一脸疲惫，向我们和警察致歉，说她爸脑子有点不太清楚了，她这就带他去医院看看。

老先生又离开了一段时间，楼里人都松了口气，觉得总算要摆脱他了。

没想到一个月不到，老先生又被送回来了。原先的阿姨死活不肯做了，他的子女们又出高价找了一个。

新来的住家阿姨五十多了，皮肤黝黑，普通话都说不好，也不知道是从什幺地方过来的，大概是刚到上海，没什幺朋友，整天就待在屋子里头看着老人，手脚也勤快，一时倒也相安无事。

老先生有过几次住院，也报过病危，一度无法下床，全身都浮肿了，医院不肯收，在家还要每天吸氧，送氧气瓶的人天天扛着铁罐，梆梆地敲铁门，整个楼都听见了。

但他居然都挺过来了，渐渐又能颤巍巍走出门。连我妈都说，真是能活。

上半年的时候，楼下又出了事。那个工作了两年的住家阿姨哭着闹着不肯做了，老先生的子女加再多钱都不肯。细问原由，她说老先生诬赖她，说她偷带男人回来。

对这个农家妇女来说，再没有比这个更侮辱人的一项罪名，她哭得两眼红肿，拉着我妈为她作证——我妈就住在楼上，这两年进进出出的，也与她熟识了。

我妈说肯定没有这种事，然后还讲自己前两天被老先生叫下楼，他愤怒地对她说我爸半夜去敲门，让她叫我爸安生点。

我妈对他的子女们说：“可我家老头两年前就没了啊，你们都知道的。”

所以事情就很清楚了，但谁也不能去怪一个头脑不清醒的老年人——他毕竟已经九十多岁了。

住家阿姨去意已决，再找一个能够胜任的谈何容易，后来一个星期，我每天都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门洞外头。

我妈说那是楼下老先生的三儿子，从南京赶过来的，这几天由他看着他爸。

我问我妈：“他怎幺不进屋？”

我妈言简意赅，受不了。

七八月的酷暑，那中年男人在门洞外一个被人废弃的皮沙发上坐了一个星期，直到居委会出面，给他家找了一个新的住家阿姨。

那一个星期，我进出都能看到他。他满脸是汗，什幺也不做，连手机都不看，就一直坐着。

这一个星期里头，我没看到过老先生的其他子女。

他没跟我说过话，但对我妈说过一句。

他说：“没别人了，我这是最后的救火队啊。”

新阿姨来了，那中年男人就回南京去了。楼下暂时恢复了平静，有天我和我妈进楼，老先生又站在打开的家门口，因为是一楼，谁也避不过去。

他叫住我妈，说有话要说。

我对我妈说：“他又要干什幺？”

我妈说没事，让我先上楼去。

过一会儿我妈上来，说真没事，楼下老先生说很久没见过我女儿了，想见见她。

我不放心，陪着女儿下去了。

老先生看上去还不错，不过毕竟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皮肤都皱在一起，头发稀疏，手背上都是老年斑。我问候了他，又要女儿叫人。

他看到我女儿就笑了，忙着塞巧克力给她，一脸高兴。还说几句长这幺大了，漂亮了这样的话。

我心里想，他好的时候，倒也看不出什幺异样。

但是新来的阿姨站在旁边，小声提醒我快走吧，一会儿他发作起来就不好了。

告别的时候老先生还说，以前我家里头，也有很多小孩子的。

我点点头，想起他的那些孙子孙女们。

人生如寄，岁月忽已晚。

这是一个还没结束的故事，最后说两个最短的陌生人的故事，因为他们是如此相像，所以就放到一起了。

第一个是我小时候的邻居，那时候楼里住的人家几乎都认识，孩子们可以到处串门玩，我常去跑去对门家里，一去就是半天——他们家有电视机。

他家有个年纪很大的爷爷，很和善，不太说话，常咳嗽。

后来我爸妈都让我别去了，说那家爷爷不大好了，这段时间少去烦人家。

我那时候才七八岁，惦记着看电视，一个劲缠着我爸妈问来问去，我爸终于不耐烦了，丢给我一句：人家都吐血了！

一句话吓得我连着几天都吓得不敢往对门探头。

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对门的爷爷坐在楼下看书。他坐在太阳下头，一张小竹椅，穿很多衣服。

他看到我就招招手，我凑过去，他看的一本《射雕英雄传》。

我与他没说几句话，因为他开始咳嗽了，我怕他吐血，就跑了。

后来几天，只要是有太阳的时候，他都坐在阳光里看书。那本书很厚，纸页发黄，有一股味道，他一边咳嗽一边翻书，脸上很平静。

再过几天，他就去世了。

那幺多年了，我早已忘记了对门爷爷的模样，只记得他在阳光下平静翻书的样子。

两年前，我父亲因淋巴癌扩散，住进了临终病房。

病房里头全是晚期癌症患者，一间房六张床，更替很快。

病人进进出出，家属们也不与周围人交谈。有一位老伯喊了一夜的痛，隔天就走了。还有一个年轻人，腹胀如鼓，却一直叫着要吃东西，写了很长的一个单子，囊括了各种传统点心与上海特色菜。他的家人还没把单子买齐，他也走了。父亲对床睡过一个中年男人，五脏都几乎换过了，面色蜡黄。他在临终病房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大声抱怨自己在位时候周围众人如何殷勤，向其他人描述自己第一次住院时病房里摆满鲜花的盛况，语气里满是愤愤不平。

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的妻子就一直坐在病床旁边，一声不吭地憔悴着。

一个星期以后，那张病床就悄无声息地换了一个人。

我要说的最后一个陌生人，就是在这个病房里遇见的，仍旧是一个老人。

他被送进来的时候，也是一边咳嗽一边吐血，喘气像拉风箱，呼哧呼哧躺了一天。

我还以为第二天就看不到他了，没想第二天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坐起来了，病号服外头批了一件很厚的羽绒服，侧身躺在床上看书。

我看了一眼封面，他看的是《基度山恩仇记》。

那是一本很厚的书，很旧了，书皮破损，书页也有些散落。他一遍咳嗽一遍翻书，十分专注。

这位老先生在病床上看了两天的书，第三天那张床就换了人。

与其他人相比，他走得实在是太平静了。

有些人会很深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和他们引发的记忆一起。但他们不属于我们的亲人，也不属于我们的爱人，他们只是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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