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球城市研究：走过近半个世纪
全球城市研究：走过近半个世纪
1. 全球城市：时代背景与概念提出
二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研究方法倾向于默认一个先决条件，即城市被局限在国家领土的范围之内和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中央-地方城市等级。例如，区域发展理论认为在城市发展核心和内部边界之间，国家才是空间极化的基本容器。同样，战后的城市地理学家普遍认为，国家才是等级-规模的城市层级和城市体系建立所依赖的主要尺度。世界城市概念的出现早于全球城市，作为一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德国文学家歌德的作品中。根据英文版人文地理学辞典的解释，世界城市作为学术概念第一次出现在Geddes1915年的着作Cities in Evolution中。不过Geddes的研究几乎被现代人遗忘，第一部对当代世界城市研究有重要影响的是英国地理学家Hall的The World Cities (1966)。但是在它们的研究中，世界各大城市的国际化的特征被解释为它们的母国地缘政治力量的产物。城市发展和城市层级的形成可能受超越国家或全球力量制约的可能性并没有系统地探讨。
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大概是在上世纪60年代。伴随着由于现代化的交通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地理时间与空间被压缩。原本相对独立又保持完整的地理单元如国家、区域和地方越来越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社会与经济发展发生转变（Harvey 1989），因此着名哲学家和城市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等人认为城市必须通过不断发展和空间扩张的资本主义所塑造的更宏观的地理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1970年，列斐伏尔的The Urban Revolution（2003年英文第一版）一书最早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他指出全球城市是一个权力中心和决策中心，并且它并不一定就是首都。全球城市的形成本质上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空间扩张的产物。传统的城市研究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空间一直被视为本身不具有任何特性的容器而备受漠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力图纠正传统理论对空间的简单和错误的看法。列斐伏尔对城市研究最大的影响是从形而上学上重塑了空间，列斐伏尔及追随者引入并论述社会空间概念。他对空间本体论“三位一体”的构建（空间的社会理论构架），开启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全球城市研究的序幕。
2. 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研究的黄金时期
正如Peter Taylor所言，“作为累积和集体的成果，世界城市研究开始于世界经济的转型，使得原本城市系统之间如马赛克一样相对独立的观点变得过时”。20世纪80－90年代，城市研究文献倾向于采用梯度的想象和讨论，把城市视为超级灵活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本地经营的场所（Harvey 1989)，这种概念化的脚手架在全球城市的文献中得到很大的发展。全球城市研究引入全球化的核心议题，即福特主义之后，在经济转型和国际劳动力分工背景下，来理解城市发展和空间安排，这种类型的理论化把市场关系放在第一位，并通过城市网络而捆绑在一起。它假定全球形成一个相对占主导地位的网络，这个网络通过中心节点城市以实现关系交换,这些关系通过人，商品和知识的流动构成(Castells 1996)。众多学者在这一新兴研究议程上贡献了关键的洞察力，但最有影响力的，最基础的研究是由Friedmann和Sassen提出的。迄今为止，这两位学者的的工作与全球城市的概念最密切相关，而且在全球化和城市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中被例行地引用。
Friedmann与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被人熟知，归功于Friedmann的城市研究。Friedmann与Wolf（1982）指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的控制中心，没有世界城市的存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和联系是无法实现的。他们推测了世界城市等级存在的可能性，并分析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影响和控制。Friedmann（1986）的论文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设，他强调：世界城市作为全球资本的根据地进行生产与市场的构建；世界城市对全球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重塑；世界城市是全球资本主要集中和集聚的城市；世界城市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世界城市的形成暴漏了产业资本主义的矛盾，尤其是阶级的空间极化（收入的极化），这与Harvey的观点是吻合的。在实证研究部分，Friedmann勾勒出着名的世界城市等级，并引入一个新的概念“Semi-Periphery”。他对30个世界城市进行了分级，指出哪些城市是首要的世界城市，哪些是次级的世界城市；哪些世界城市位于世界经济的核心位置，哪些处于相对的边缘位置；哪些是起主导作用的，哪些是次级主导。不难看出，Friedmann的研究具有浓厚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色彩和认识论框架，他强调世界城市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全球的控制功能。
Sassen的全球城市：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
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的经济指导思想。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越来越渗透新自由主义的色彩。随后，英美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的80年代大力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鼓励全球化，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投资便利化，以信息化为平台，以经济金融化和跨国公司建立分支机构为手段推动资本全球扩张，也标志着新帝国主义形成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化（Harvey 1989; 2003）。而新自由主义的扩展在空间上需要一些门户城市和中介，它们就是全球城市，例如伦敦和纽约。新自由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金融业的地位大大提升，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高端服务业成为产业链中的最高端。
Sassen的全球城市假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与Friedmann的世界城市相比，Sassen的关注点从跨国公司完全转移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上来，体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全球城市假设中，Sassen的主要创新在于：全球城市作为后工业化时代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生产场所；全球城市可以为企业和政府提供跨国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业方面的服务；金融业与相关服务业如法律、咨询、会计、信息服务、广告等行业紧密联系不可分割；首次在全球城市研究中提到了集聚经济的概念；提出了全球城市之间跨国境的交易和网络的形成；全球城市作为知识和信息收集和溢出的场所。
为了和之前Friedmann的世界城市概念区分，Sassen的全球城市假设强调了全球城市作为生产场所的角色，而不仅仅作为一个权力集中的空间存在，带有后韦伯主义城市研究的味道。例如她指出全球城市体现在CBD中，各种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形成集群，各行业各公司之间不断发生业务网络，是一个公司-公司的网络状业务关系，而不仅仅是城市-城市的网络关系。
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对比
关于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的对比，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专家Derudder等人（2012）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但是两者最大的区别还是反映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并且如Sassen着重描述的，她试图通过全球城市这个概念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和后韦伯主义城市研究中和，从一味强调权力转向生产的讨论。
3. 全球城市的主要特征
作为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色彩的概念，全球城市的形成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市空间上的权力扩张和再生产。它包含两个进程：一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全球地扩散，由一国发展到多国（权力扩张）；二是此类公司在城市空间上的不约而同地集聚，集中在少数几个全球熟知的门户城市，并最终促进全球城市出现（权力实践与再生产）。抽象而言，全球城市主要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作为加速和集中的资本全球化（包括金融资本）基本的空间载体，是全球资本主义和城市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相关的核心社会进程的空间物质化（列斐伏尔）;第二，全球城市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空间修复的工具和新帝国主义扩张的中介（Harvey）；第三，全球城市理论假设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等级的形成，并通过跨国公司为中介协调其生产和投资活动，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控制与指挥中心，体现了国际劳动力分工和权力的集聚（Friedmann和Sassen）；第四，全球城市相关研究，从经典的形而上学出发，认为差异源于同一，而以此理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假定伦敦和纽约是全球城市的范本，以它们为标尺来评估其它城市的全球化成色 （GaWC）。
4. 对全球城市研究的批判和整合
鉴于全球城市的认识论定位，城市被视为稀缺照片竞争的空间就不足为奇了，相应的必然有赢家和输家。赢家就是某些跨国经济功能发生的城市，这些城市被隐喻为大城市／全球城市。其它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则被视为不太重要的，在上演的全球化戏剧中扮演配角，在日益全球化的劳动力分工中的地位微不足道。这些普通城市在城市研究者的地图上被人为的抹去（参见下图全球城市影响力指数2015的研究对象）。学者们用地图上标记出的全球城市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来理解城市化的形态，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或者发生在最基本层面上的真实关系是如何包含全球化进程的 (Robinson 2002)。
Source: Global Power City Index 2015
90年代以来的全球城市研究理论大都通过全球化的，等级体系的方式来认识城市的发展。学术界出现很多批判声音，认为这个把空间概念化的方式与现实产生矛盾。Storper (1997)认为存在于地方社会的组织与制度安排(包括社会性资本与路径依赖,以及成员间的交易网络)所共同形成的非贸易性依赖(untraded interdependency) 才是在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动能优势的来源,而全球化的网络和流动必须与地方空间与时间接轨，才有机会完成其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从列斐伏尔到Sassen的全球城市研究是一个不断反抽象,不断引入全球化视角的过程。全球城市理论确立了伦敦与纽约的正统地位，其它城市也以此为模版。因此，Robinson（2006）指出，如果某些城市不被视为世界或者全球城市，那幺它们将被排除作为潜在的地点和行为主体的可能，相应地这些普通城市在理解现代化的城市发展中就显得无足轻重。她假设一个比较的城市主义（comparative urbanism），承认“城市间的差异和多样性，而不是用等级去划分城市”。Robinson（2015）通过引入吉尔·德勒兹的哲学观点，将经典形而上学中“同一”和“差异”的关系反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诉求出发，来进行比较城市研究。
不论传统的全球城市研究还是Storper的区域世界理论，都将全球尺度等同于流动，而在本地空间上则相对静止。全球化与本地化、流动与静止被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处理，将现实中存在于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与联系轻描淡写或是根本忽略。事实上，只有将两者之间存在的组织空隙所隐含的联接同时考虑，才能获得全面的分析。任何城市都是一个全球流动与地方特定的历史交接、重叠与共存的过程。正如人文地理学家Massey在For Space一书中所言：任何地点都应该不仅被视为存在的焦点，更应被看做一个形成的瞬间。从这样的空间命题出发，这个地点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动态演化中的城市－区域，这是全球化和本地化交接融合的空间基础，在全球大多数的城市-区域中都包含的一个中心城市和若干个小城市，对于某些知名的城市-区域来讲，就是一个全球城市（globalizing city）和一系列普通城市的组合（Scott 2001）。全球城市形成的过程需要在城市层面上显着的社会，技术和空间的转型，这个城市空间包括城市本身，也包括它们周围的大都市区域。用Castells（2006）有影响力的术语，一个全球性的“流动空间”的建立必然需要“地方空间”上的重大变革。因此在研究某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这个“全球城市”，而且要把普通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的作用一并考虑进来。这种理解城市的方式既考虑了空间的多样性，使已知的全球城市的发展轨迹和形成方式不再单一化。它既没有消除全球范围内城市嵌入网络的鲜明差异，又没有忽视不均衡发展方式和不平等照片所带来的城市面临的不同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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