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董仲舒：仁政之路
韦伯说：中国历史上缺乏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官僚阶层。一副学者嘴脸的老韦，这一巴掌打得中国历史上的官员面红耳赤：他们谈不上“专业”和“水平”，能执掌行政大权，全是瞎撞或瞎蒙上的。事实上，那些多如牛毛的官员们，似乎也以实际行动证实老韦的观点－－他们逛荡在历史舞台上，或是天生的泼皮无赖，或为苦熬的饱学君子。
无赖们行“苛政”，君子们行“仁政”－－人民如是想，圣贤如是说。至于什幺是“仁政”，什幺是“苛政”，其实并无弄清这类学术概念的外延与内涵的必要。因为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说，有个简单的“好”、“歹”感就完全足矣，如同一般消费者，不必苦背鞋子的国际认证标准，对鞋子的认可，只需凭一双脚的直观感受。
对仁政的追寻与探讨，源在孔孟。孔子曾恨恨不已地说：“苛政猛于虎！”骂完苛政，又接着吁叹：“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算是对仁政投出赞成票。但“仁政”之路，孔子只是开了一个头，孟子跟着打了个圆场，董仲舒挤上历史舞台，才招揽了一大群关于“仁政”的演员与观众，让“仁政”的闹剧演得有声有色。
西汉大儒董仲舒，留在历史上的名声很大，史学地位却并不举足轻重。一部中国思想史，虽离不开他却又抬不起他－－尽管他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始作俑者，将儒学由“学术理论”变为“治国方略”，但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他始终无法取代孔孟，也无法盖过朱程。元贵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100余贤良对策。已近天命之年的董仲舒，一番关于国家兴亡的论述，让武帝“览其对而异焉”。董仲舒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在一起，将作为生物体存在的人与作为社会物存在的尊卑等级和伦常制度，归结为“天”即阴阳五行在世间的推演，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取阴阳五行说，系统化、理论化天命思想，并据天人感应说来论证天道与人事。
关于“天”、“人”关系，早在商、周之际便见于流行天命论中。人们奉“天”为宇宙与人世间的主宰，墨家将这种主宰具体为赏善罚恶，并称“天志”。虽然荀子否认了天象与人事间的因果，但秦亡的史实复活了原始的天命论。董仲舒接着再谈，倒也谈出了他的一番道道。
对策之后，董仲舒成为江都相，也开始将他的“天人感应”学付诸实践。江都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兄长，是个不好伺候的骄王。但董仲舒还是依据礼义，纠正易王的错误，赢得他的敬重。江都是个水旱灾频发的地方，董仲舒上任不久作《雨雹对》，此后又出手了《止雨》。所谓的求雨与止雨，方法都很简单，就是让身着“比基尼”式装束的男人或女人，到旷野疯唱、狂舞，以地上的阴阳与天上的阴阳相互感应，达到求雨或止雨的效果。
这种巫婆神汉的把戏，难免让后人觉得可笑。但两千余年前的高招，实在不能用今天的科技手段前去“理论”。如果非要在这里坚持科学真理，未免有点痴人说梦。因为任何一个智慧，在时间的雨水中长久浸泡，都会寡淡无味苍白不堪，如同李时珍与电线杆上贴广告的庸医难比高下，秦叔宝的双锏一定胜不了双枪老太婆。
对与错固然不重要，但董仲舒肯定还是错了，尽管有司马迁为之帮腔，称其招“行之一日，未尝不得所欲。”他错误的关键，在于他混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界限。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董仲舒的初衷当亦如此。他抱着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但实在拿不出真招可出手，以致将精湛的论点，构筑到了荒谬的论据之上。实质上，董仲舒的真实要旨，并不在于防灾、治灾，他的观点与招术，只是他的理论需要注脚。他认为，王者介于天人之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三纲五常”顺理成章。一番高谈阔论之后，董仲舒开始图穷匕首现－－普天之下，王者为尊，但尊者并非至高无上，王权亦有“天意”的枷锁，违背天意，同样会遭受惩罚甚至灭身。
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抄》中说：董仲舒“以为人主无所畏，惟畏天畏祖宗，故委曲推类而言之”。赵彦卫应该算得上明白人，他一眼看透了董仲舒的苦心。董仲舒转来绕去，原来就是想虚拟一具王者的枷锁，强王者所难，来一点“仁政”之举。
董仲舒的这点招术，很是有点现实的效果。一副王者之尊的汉朝皇帝们，当日食、地震之类的“天谴”来临时，多少显出几分惶恐，“下诏罪己”，来一些免租、减罪的动作。而一些官员，也会趁机向皇帝进谏。“仁政”的曙光，隐隐约约在荒诞之中。
荒诞毕肯定不起智慧敲打。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对寄生于民众之上的尊者，始终很有股鄙视的情绪－－无论是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还是喊“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尽管与最基本的营养学牛头不对马嘴，一直都能博得众人会心的微笑。而现实之中，一个不争的基本史实肯定是：常常吃肉营养的，要比吞菜咽糠的人智商高，吞噬民脂民膏的，也比贡献民脂民膏的有谋有略。统治者是最善于趋利避害的，董仲舒的说教不会永远是王者的枷锁，它只能为统治者赢来更多的高大与尊严。一茬一茬的统治者，随之对董仲舒吹来捧去，无非是想这个枷锁再加价倒卖出去，让董老死鬼治治活人。撇开普通百姓不说，即便是王者面前效劳的百官，也没有因董子的学说占到便宜，享受王者的“仁政”礼遇：汉时，他们在皇帝面前尚有位子可坐；宋以后，只能在大殿上站立说话；到了清朝，便只剩有一块供下跪的位子了。
董仲舒的理论，对自己来说同样也是一种灾祸，并很快降临。在担任江都相时，董仲舒曾着了一篇《灾异之记》，一个名叫主父偃的中大夫，拜见他时发现了这份草稿，并将之密奏朝廷。汉武帝召集诸儒传阅，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是老师的大作，竟大斥愚蠢，众儒跟着认为这是妖言惑众，应该处斩。倒是武帝念其对策出色，下诏赦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妄谈“天命”，再议灾异，他《春秋繁露》中谈论灾异的文字，基本上都出手在这场人祸之前。
对于“仁政”，董仲舒在他的有生之年，致力最多的只有鼓吹。他喊得很响的，是所谓的“调均”。他说：“天不重予，有角不得有上齿”。董仲舒当然读不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根本就弄不清动物长角与生上齿的原因所在。他的“调均”思想，其实也不过是他的“学习心得”。当年鲁相公仪休“下班”回家，见妻子在织帛便将妻子休了，见园子里种有葵菜便将菜拔了。公仪休并非“摆谱”，他考虑的是象他这样有钱的大官，如果不花钱买布、买菜，那些园夫、红女如何解决生计问题？董仲舒承先启后了，启发着后世追崇者不断“调均”：朱元璋一当皇帝，就强迫两万余户豪强离乡入京，交出土地让农民耕种。不管他是为了皇家的根基，还是为了真的“仁政”，事实上他都是在反对兼利，是要那些长了四只脚的人不再长膀，长了利齿的人不再长角，让平民百姓多一点活命的空间。但是，更多的人并没有从中看出董仲舒的影子，他们读公仪休的故事，仅仅是读一段古人的幽默；朱元璋的政治策略，也被一句“十年便有九年荒”的花鼓词唱得面目全非。
由于公孙弘的嫉恨，董仲舒后来又调任胶西相。公孙弘之所以推荐董担任胶西相，是因为胶西王是一个更难侍候的主。与一个喜怒无常的主子周旋，谁都会感到朝不保夕。董仲舒心寒了，六十余岁时，他决计回长安老家安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着书为事”。住于陋巷之中，距离皇宫尚近，武帝的一些不能决问题，也还经常派使者请教。但董仲舒究竟发表过什幺新的高见，史书中均无明确的记载，至于《汉书·食贷志》中和亲匈奴及关于盐铁的议论，很可能也都是后人的一些善意的推测。
就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垂暮之年的董仲舒，深有感触地作了一篇《士不遇赋》。“时来曷迟，去之速矣”，他痛陈着“屈意从人”的悲哀，抒发着怀才不遇的感慨，企望着“复心而归一善”。王朔说：“无知者无畏”。但董仲舒肯定有畏，朝政昏暗之意，贤人在野的现实，报国无门的悲愤，董仲舒只能将其凝作苍凉委婉之词，扔在一个的文人的文章中了！他不再是赤膊上阵的政治实践者，而是以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形象，平平淡淡过了100余年。对他的评述，《汉书》中班固也只说了句：“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韦伯认定中国历史上缺乏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官僚阶层，应该没有错。但韦伯不一定清楚，中国历史上更缺乏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国”与“家”的概念模糊着，谁能在“家里”施出什幺“政”呢？刘皇帝打出汉朝，用的“国家领导人”，就是当年的沛县“领导班子”；大小官帽，也就是发给亲朋故旧的“红包”。
既然如此，董仲舒怎不为难？
相见即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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