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者真的特别凶吗？

2015-12-06 10:05:17 | 来源：新浪微博 | 投稿：balestra | 编辑：小柯

原标题：女权主义者真的特别凶吗？

文 | 赵思乐

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授权。

1

让我们用一件事来开始这个话题。在某次女权倡导行动后，国内一家电视台邀请我参加一个时事评论节目谈谈这个行动。录影的前一天晚上，导演来做预备采访。当我向他讲完了我们做了什幺和为什幺这样做，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觉得现在男女已经很平等了啊，在我家里都是我老婆欺负我。”我料到会有这种状况，就水来土掩地回答：他家里的情况并不代表社会状况、家暴的数据显示如何如何。他又说现在女人可厉害，都骑到男人头上，我又用女人整体收入较低、教育有招生歧视、职场有就业歧视等对答。

“好，停！”他突然说：“其实我不是真的想问这些问题，我也不在乎你的答案，我要的就是你这种生气、激动的状态，你记得明天在节目上就要这样的状态。”

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其实一点都不生气和激动，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当时在女权传播机构工作的我来说就是家常便饭，顶多是为了长话短说加快了一点语速，嗓门没有提高，情绪也不亢奋。但当时我只是一笑置之。

后来好几次想起这件事情，觉得很有意思：为什幺他会觉得我在生气？在观察了多次女权主义者与他人的交锋后，我渐渐有了自己的答案：女人只要严肃地提出不同意见，就很容易被认为是生气或凶——那幺女权主义者肯定是天天都在干这事。

我注意过一些曾有体制内经历、从八九十年代走过来的女权主义者，她们会在论辩中把语速放得特别慢、非常谨慎地选择用词、话语方式委婉得如同艺术、双手总是固定在桌面上或自己身上，即便如此，她们还是会被体制内外的男性指为“偏激”、“霸道”。

这或许就是“女权主义者真的特别凶吗”的第一重答案：女权主义者并不是“特别”凶，而是社会/男性太不适应被女人批评和质疑。

另一个例子是女权媒体人李思磐最近发表的文章《如何成为一名“男的女权主义者”》，此文是为反驳评论者杨早一篇批评女权的文章所作，全文从自由主义理论、历史/社会问题归咎女性，以及男性讨论女权中的常见问题三个方面进行回应，最严厉的话是指辩论对手为“女权三无人员”：不懂妇女运动历史、不懂女权理论、不关心具体受压迫妇女，并认为这样就来指点女权运动是“傲慢”。

然而，就在此文发表第二天，杨早又回了一文《女权主义者需不需要讲礼貌》，将批评他的女权主义者称为“张牙舞爪”的“女权古惑仔”。这让人大跌眼镜，我反复通读李思磐的文章，没能找出她的“不礼貌”和“张牙舞爪”，倒是从字缝里读出了“无奈”与“克制”。

类似的“不礼貌”批评并不鲜见，我仅举出两例，是否恰当读者自有主张：一例近在2012年，台湾学生领袖陈为廷在立法院备询时与教育部长蒋伟宁交锋15分钟，要求部长就不当的政策和行为道歉，事后，亲国民党政府媒体《联合报》发两版文章批评陈，指其“没有礼貌”；二例发生在1989年学潮期间，时任总理李鹏与学生代表对话，事后学生被指穿睡衣出席、态度强硬、没有礼貌，导致对话破裂。

对于这两个场合，“没有礼貌”都是一个奇怪的指责，大概要结合东亚父权式权威和政权合法性高度融合的语境才能理解。政治/公共争论的的重点本应是道理和利益，代表政府的官员过于不适应自己的“统治对象”质疑和挑战自己的权威，竟然诉诸儒家式的“礼”来否定这种质疑的合法性。极权与男权本是同构，这两件事与男权社会习惯于将女权主义者描绘为咄咄逼人、凶悍、没有礼貌，是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2

女权主义者有没有真的凶的时候呢？肯定是有的。一方面，女权主义者选择各式各样的方式和策略面对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有像柯倩婷和冯媛一样总是温文尔雅的，有像艾晓明和王政一样时而随和时而严厉的，也有时而戏谑讽刺时而义正辞严的，青年女权行动派大多是这种类型。我们知道彼此的不同，但不轻易评判和区隔，因为各样女权主义者都要有，怎样表达是各自的自由。

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者也反思“温柔和顺”的女性形象，因而策略性地做突破：我们为什幺不能针锋相对、力辩滔滔呢？青年女权行动派之中的郑楚然经常引用这句话：“激进的人把世界做大，温和的人把世界做稳。”这句话在我的理解中是说：“女权主义者就是为别的寻求改变的女人挡枪子的。”女人不一定要想改变，但当她想做不同与传统的选择时，她应该要有免于困难和责难的自由，所以认同这个观点的人需要先把世界做大，以便自己和其她人可以走得更远。

有人会从“效果论”的角度建议女权主义者更温和一些，这样更容易让人接受。对于这样的善意建议，我和一些“异议反对”的朋友有类似的感受和看法：位于边缘的弱势者，要伸张自己的意见，并不是越低调顺耳越好，而是高声逆耳更容易被听见。

中国妇女运自1995年始有着20年的“体制内外温和建设”历史，不可否认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随着体制的日益保守强硬，“温和力量”尤其是“体制内女权力量”面临着越来越强的无力感和边缘化问题。这时，擅长制造争议、运用媒体的“青年女权行动派”的出现，为女权运动注入了新的能量，淌出了另一条道路，她们不仅对妇女权利有实质的推进，还让女权议题的公众能见度有突破性的提升。

另外，女权主义者在公共传播中也输出各种调门的文章和行动，而人们往往只会注意到最“刺激”的那些，再以此强化女权主义者“凶”的形象——这是一个双向循环选择。

3

以上两部分试图说明，“女权主义者特别凶”这个命题，首先可能是不真实的：这是男权社会一种不适的应激反应，以否定女权诉求的合理性；其次可能是女权主义者部分“策略性表现”和社会“选择性看见”相互作用形成的既合理又必然的“脸谱”。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个“合理又必然”的循环中，我们，女权主义者，要如何保持自己的能动性和反思能力，在循环过程中如何“顺便”发展自己的议题和推进自己的运动，同时仍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合作能力。

在最近的论争中，有这样的闪光点：

在备受外部攻击时，我们仍保有内部“不铁板一块”和深化讨论的勇气：女权工作者吕频在转发相关文章时提到，女权主义者在争辩中建议男性知识分子多读几本女权理论书再来发言，存在精英思想的问题，要下决心撤除门槛。而学者王政则认为，在这个情景下的这种要求有打破男性知识权威的意义，是否是设门槛不能一概而论但需要警惕。

拒绝采用完全的隔离和不信任姿态：李思磐在发文批驳某些男性知识分子言论的同时，也邀请男性知识分子朋友撰文讲述自己的女权认同和思考。

首先尝试内部讨论的姿态和方法：艾晓明在向一些异议男性知识分子的反女权言论提出反驳时，没有选择公开撰文，而是在共同的社交群组内部发言表明看法。（但这决不是认为选择公开发言不对或不好，仅作为另一种选择展现。）

当然我们也还有可以反思的地方，比如有没有过于轻率地使用全称命题，将对部分男性知识分子的批评引向全体男性知识分子或男性；是否曾将对公共讨论中积累的怒气，延伸至私人场合中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的人……这些都是我犯过的错误，或许常见，但发生在女权主义者的身上就难免有“坐实”了“不讲理”、“咄咄逼人”的效果，而且，女权主义决绝的自反性和批判性正是其魅力所在，这敦促着我们要比自己的辩论对手更有勇气承认和修正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