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在记忆里(为小白本《天津记忆》百期而作)
2015-11-21 15:30:20 | 来源:新浪微博 | 投稿:徐凤文 | 编辑:小柯

原标题:天津在记忆里(为小白本《天津记忆》百期而作)



  天津在记忆里
  徐凤文。2011年11月,为《天津记忆》百期作
  
  这份非官方、非主流、非正式、非着名的“非法”小刊物,这份出自振良、元卿等几个民间学人之手的天津“小白皮”,至如今已过百期。想为《天津记忆》百期纪念写一点小文字,一时无从下笔。在假期的一个“理想的下午”(借用舒国治书名),偶然翻到黄裳先生昔年写天津的一篇文字《天津在回忆里》,索性套用过来,姑且名之为《天津在记忆里》,这个不算山寨吧?
  天津记忆与我的记忆
  与花里胡哨的各类新潮刊物形成巨大反差鲜明对照的是——虽则《天津记忆》百期过去了,依然是一派“遗老遗少”的老式模样,封面、封底永远是那副素雅沉静的白皮书面孔,以及“有史以来”“死不悔改”的“进城时那身打扮”。虽然《天津记忆》出版过不少内容丰富、价值独特的专刊,但却始终没有搞“肥猪似的特大号”(老舍语)。仅此一点,就相当难得。
  如果以扮相看《天津记忆》,或可以称之为“老派杂志”,极像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图片,青灯黄卷,埋首书堆,全然不理会喧嚣浮华的滚滚红尘。也像极了一位素颜的书爱女子,毫无浓妆艳抹的张扬之气,而别有清水芙蓉般的雅致之韵,朴素雅洁,落落大方。这样一份“内部交流、免费赠阅”,“没有稿费抑其他酬劳”(杜鱼先生语,见第77期编后记)的“小白皮”,这家没有办公地址的“小刊物”,像是在城市的百尺高楼之上冷眼旁观的谦谦读书君子,从不以奇谈怪论来吸引眼球,也不进行激烈负气的争论,而是以大方质朴的姿态呈现,一扫时下浮躁矫饰之风。虽然还难称得上陈年佳酿,但人们已仿佛能嗅到它的十里清香。
  除了个人喜好的文章和需用的资料外,闲暇时,老徐最喜欢读的是杜鱼(振良)兄“编后记”一类的小文字,解读编辑过程,叙说文字渊源,偶尔荡那幺几句闲笔,文言中夹杂白话,看似寻常之语,实则是振良兄的人文感慨,是冷眼之外的一番热心肠,是一位年轻学人向这座城市深以致敬的诚挚情怀。
  提起《天津记忆》,就不能不提到其创办人王振良先生。与振良兄相识多年,交往不多,一年三四面而已。每次小聚,听振良兄谈起他正在做的事情,似乎总是有谈不完的话题。振良是我特别佩服的一个学人,原因很简单,认真,出活。除了职业的报纸编辑出版工作,业余时间先是涉猎小说史研究,近有一本《稗谈书影录》(上海远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为证;继而从事天津地域文化研究及建筑遗产保护,初步的成果即体现在这百期《天津记忆》之中。饶有意味的是,无论是振良兄还是元卿兄,都是以外地人的身份由小说史研究转而为此“无益之事”,不仅为自己打开了一片学术小天地,也无形中打破了本地所谓“圈子”之限,进而集聚了一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学人及爱好者。私以为,这是《天津记忆》的一大“善举”和“功德”。
  天津记忆与记忆天津
  如果闭上眼睛回忆一番,天津给你留下的记忆里面,到底是哪些难忘的场景和瞬间?是那些平民风格的市井风情,还是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洋房建筑,还是某个你亲身经历的人生场景,抑或是那些在文本里已被叙述得成了“毛边本”的如烟往事?
  何谓记忆?柯文( Paul A. Cohen) 在讨论义和团的历史的时候曾经指出,历史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作为事件,一是作为神话,一是作为经验。其中,后两者一般被称为“记忆”。以城市记忆而论,或可以这样定义:天津的“历史”就是这个城市的过去,就是这个城市人民的生活经验(experienced past)和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由早年张承志提出的“心灵史”研究到近年来史学界、媒体界颇为流行的物质文化、日常生活、城市记忆研究,随着城市文化的复兴与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流行,“城市记忆”俨然已经成了一门上得了台面的“显学”了。
  几年前任职重庆《城市地理》杂志时,曾经与当地的媒体朋友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如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上海一样,随着天津政治、经济地位的“复苏”,有关天津题材的影视剧和城市记忆作品会出现“流行”现象。如果说八十年代以邓云乡、齐如山等人为代表的“老北京记忆”曾经风靡一时,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老上海记忆”则蔚为风尚。以上海为例,真正发现上海在近代中国的价值缘起于九十年代末,随着1997年香港的“被发现”以及国际学术界“后殖民”思潮的勃兴,直接引发了学术界对于“上海”这一城市重新认识与定位,并催生了一股“老上海”热。
  


  至今,我还保留着十多年前的一些《上海文学》杂志。那时,天津的“五大道”和“意风区”还没有引起本地官方更多的关注,那时在全国热播的《日出》还被很多人误解成是老上海的故事。而在当时,无论是上海史学界还是文学界,已经出现了一股“上海记忆热”。以《上海文学》为例,不仅刊物内容围绕着上海的城市文化,“城市地图”、“寻找上海”等栏目的企图也是一目了然。其中,李欧梵着名的《双城记》就是在这一时期《上海文学》(1996年)“记忆?时间”栏目上刊出的。
  相比起京腔京韵的北京与十里洋场的上海,天津的记忆照片似乎处于两者之间,长期以来略显尴尬。直到2004年左右,以天津建卫600年为契机,传统的天津历史研究开始走向媒体化和民间化,才有了播延至今的“天津记忆热”。而由冯骥才、张仲等人撰文,王晓岩摄影,浙江摄影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图文集更是直接以《记忆天津》为题。
  对比“上海记忆”的规模和影响力,无论是参与者的人数还是文本的数量,“天津记忆”的影响力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以《天津记忆》为代表的“记忆天津”所取得学术成果,又足以令人感到欣慰。至少,在我们的城市里,还有这样一份独立的民间刊物存在;至少,这样一些“记忆天津”的文字一旦进入《天津记忆》的编号系列,就成为一种可供分享续存的城市记忆照片;至少,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更多的学者、作家和媒体介入“天津记忆”和“记忆天津”的构建之中,借助历史记忆和现实语境对天津展开丰富的“集体想象”和集体创造,一同参与到天津“历史性”空间的重构进程之中,从而确立了天津的“历史性”身份,天津历史文化长期被低估的价值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天津记忆与知识考古
  前几天经过解放北路花园(原英租界维多利亚花园),看到原来的戈登堂后来的市政府现在的五大院那里正在重构“历史性风貌建筑”(此词汇为本人自创),无端感慨之下,忍不住想起了狄更斯《双城记》里被无数人引用过无数次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曾几何时(惜乎这个“几何”不断被“几何”着),我们的老城消失了;曾几何时,在《天津记忆》中的一些老地名、老建筑都成了过往云烟一般的“记忆天津”。曾几何时,在各地展开争夺名人故里、世界遗产的滚滚硝烟中,我们的城市也像其他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城市中的近现代文化遗产、历史风貌街区、建筑正在一轮又一轮城市改造的进程中迅速消失,那些记载在不同时期各种版本《天津小洋楼》、《天津近代名人故居》图书里的老房子进入了“记忆天津”的“天津记忆”里。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历史文化旅游照片得到空前重视的时代,也是历史文化旅游照片很容易被“整合”的时代,这也是一场当代功利与历史记忆、文化遗产进行博弈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照片经济的时代里,当新一轮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正如火如荼地上演之时,当一个饭馆、茶馆都可以随便自封为“博物馆”,当随便一些“玩意儿”都可以给自己贴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当马连良的旧居疙瘩楼的外立面被贴上了无数丑陋的瓷片子并被标榜为旅游景点的时候……我们或许无力改变什幺,但你可以像《天津记忆》一样坚守、记录、整理、留存,正如你在《天津记忆》封底上每期看到那一行大字:“保护文化遗产,留住城市记忆。”
  至今,你还可以每天在各种报纸上、文件里读到诸如保护、开发、旅游、文化这样的关键词,然而当你看着那些“面目全非”却容貌姣好的近代风情建筑,听着那些导游小喇叭里传来的野导们的“步步惊心”式的穿越讲解,看着那些外地游客羡慕嫉妒恨的眼神和啧啧称叹的声音……如果此时,你正好像我一样在这样一个所谓“理想的下午”,翻阅着一本叫《天津记忆》的城市白皮书,你又会产生怎样的感叹呢?
  令人欣慰的是,天津还有这样一份杂志,还有这样一个团队,一直在以一种“知识考古的方式”构建“天津记忆”的城市档案。这既是“寻找天津”、“发现天津”的过程,也是“考古天津”、“还原天津”的过程。在《天津记忆》的努力下,“过去的天津”不断地被召唤出来,被记录下来,被“记忆”下来。
  曾就读南开的黄裳先生在《旧戏新谈》中,曾引《梨园佳话》“叫好”条云:“名怜一出场即喝彩,都人谓之迎帘好。以好之多寡,即知角色之高下,不待唱也。故有老手,已不能唱,而每出仍举座欢呼。谓之字号好,盖以着名已久耳。”以此类比《天津记忆》杂志,一出场也是“迎帘好”、“碰头彩”,每一出也是“举座欢呼”,翻检手头这一摞《天津记忆》,虽则品相寻常,却自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风度在,像极了天津读书人的老范儿:不以外表之形象与名头媚世,凭借的是扎实的实力与不俗的气度,才有了如今的好字号。
  是否“着名已久矣”,尚需要时间的检验。但有一点,可以断言:《天津记忆》这样一份属于我们的城市白皮书,将会在很多人的书架上存留很长的时间,也会把这样的“天津记忆”留在许多人的“记忆天津”里。同时,我们也该自信地宣称:相信作者有意,只待读者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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