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社交媒体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微不足怨”的
当有人指出一件不公平之事，社交媒体就算不为此发起一场运动并给它加上标签，也很有可能会吸引到很多有意义的关注。
但是你扫一眼网友充满委屈的帖子所投入的关注，和对日常的各种鸡毛蒜皮的关注或许相差不大。技术允许人们对独裁、警察暴力和偏见发出不满的声音，而也正是同样的技术，让人对一道无甚特点的餐点吹毛求疵，或是忍不住抱怨一下粗鲁的客服和隔壁桌那个喋喋不休、让人讨厌的家伙。
曾几何时，公开抱怨自己琐碎的私人烦恼被认为是不得体、令人厌烦的行为。现在，在科技的助长之下，道德文化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容忍甚至鼓励起了这种“微抱怨”：人们变得小气易怒，对日常生活的种种也时刻充满怨气。
抱怨通常被允许冲着恋人、家庭成员或亲密的朋友发出来。那么可以简单假设一下，那些爱在网络上怨这怨那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就很孤独，没有亲密的人可以让其发泄，或者就是长期对现状不满。但很多富有、极受欢迎的名人也这么干。
“他们在机场没收了弗兰基的闪光喷雾……他崩溃了，”阿丽亚娜·格兰德（Ariana Grande）2014 年发了这么一条推文。她说的是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我们可以合理地从他的不冷静反应推测，他要去的不是好莱坞。
“今天早上有两件让人不爽的事：面包发了霉，咖啡只剩了不含咖啡因的，”又饿又乏的伊丽莎白·赫莉（Elizabeth Hurley）发表于 2013 年。
“我明确要求要小天使图案的波斯地毯！！！我要怎么做才能得到一块简简单单、有小天使图案的波斯地毯啊啊啊啊啊，” 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在 2010 年的一条推文中哀叹。这条推后来被删除，但其中包含的不幸却深深地留在了他的同胞心里。
韦斯特先生的焦虑可以被划分为“抱怨式炫富”，它和“低调炫富”还有“第一世界的问题”属于近亲。而由于对非第一世界的居民采取了居高临下的姿态，“第一世界的问题”这一说法已经为自己招到了来自第一世界的投诉。
图片来源：Kaye Blegvad
一些可能最常见的例子是这样：由于一个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带来的高要求，这些人抱怨闲暇时间的缺乏（当然除了那些花在刷推上面的时间）。豪华出行这种恐怖之事也占据了大量篇幅。
智能手机尤其助长了这种陋习。那些不快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平静，但是它们在当下却已经被立刻推送给了一群看客。通常这些抱怨都以实时的旁白形式进行：啰嗦的出租车司机、不友好的航空票务员、无休止的安检排队、恶臭的邻座和啼哭的婴儿。如果看客们评论或转发分享，那么这些帖子常常就火起来了。他人的不爽可以成为极好的替代性娱乐，而点赞又相当于给抱怨者火上浇油。
对错失的恐惧也和微抱怨有点关系。在一个虚拟环境里，人人看起来都在吹嘘一个成就或是故事书里才有的生活方式，那些在被困在车管局里三个小时的人于是对自己的现状更为苦恼。在当下没有任何事可宣扬，又面对着别人的度假照片和事业上的成功，他们感觉自己额外享有埋怨的资格。
从这个意义上，微抱怨的作用方式像是一种逆向吹嘘：你或许在庆祝新工作或在米其林餐厅吃了饭，但是看看我今天吃了多少苦头——所以我值得更多的关注。
这种对痛苦的互相攀比可能是微抱怨行为崛起背后最强大的动力。“如果加里·库珀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在第一次心理治疗时，托尼·索帕拉诺（Tony Soprano）问道。那是 1999 年《黑道家族》的试播集。“坚强、沉默的男人。这才是美国人。他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他只做自己该做的事。看，他们不知道的是，如果让加里·库珀联想到自己的感受，他就再也不会闭嘴了！然后就是‘这里有障碍，那里行不通’了。”
当托尼直截了当地谈论着心理治疗和忏悔文化时，他发现在我们认为的坚忍和对脆弱的表达之间，有一种大方向上的转变。
他无疑会赞同《微侵犯和道德文化》中的结论。这是 2014 年刊登于学报《比较社会学》上的一篇论文。作者布莱德利·坎贝尔（Bradley Campbell）和杰森·曼宁（Jason Manning）认为，近期大学校园内的微侵犯（对边缘化群体的普遍诋毁；参见最近的耶鲁大学万圣节服装争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受害者文化兴起的一个结果——该文化和过去的荣誉文化和尊严文化有所不同。
在“荣誉文化”中，一个人的声誉是至高无上的。一旦被冒犯、被玩弄，他便会复仇，比如决斗和家族仇恨。这种复仇性的气氛在西方最终让位给了“尊严文化”，此时人们认为自己拥有无法被别人贬值的内在价值（“棍棒和石头可能会折断我的骨头，但语言永远伤害不到我”）。
在尊严文化里，当冲突已经不能被无视，当事人会试图做出妥协，或寻求法律体系的帮助，而非诉诸暴力。（在对个人攻击的普遍化视而不见以前，耶稣对给人另外半边脸也有过几点想法。）
托尼·索帕拉诺会说，加里·库珀结合了两个世界最好的部分：在必要时回击——他很“强”——但从来不暴露受伤的感情——他保持“沉默”。
论文的作者们声称，我们现在身处一个褒扬受害的文化里。“在荣誉文化中，受害者的道德地位处于最低，但现在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写道，而这“增加了公开诉苦的诱因。”受害者现在“强调自己所受的压迫”，并（通常通过社交媒体）寻求第三方的支持，而不是诉诸暴力、法律对抗或是让屈辱翻篇。
因此，无处不在的这种情感孕育出了“受害竞争”，甚至感染到了那些相对不怎么受迫害的人群，比如提及逆向歧视的白人和各种福克斯新闻主播。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这篇论文获得了社会中间派和保守派的首肯，比如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迪（Jonathan Haidt）,他曾写到过在自己的领域内保守派受到的歧视。
即使微抱怨是一个政治现象，不同于微侵犯引起的投诉，它们之间或许还是有点关系。因为微抱怨者们在蒙受不幸时，会将自己的对手（不论是拖拉的有线电视技术人员还是恶劣的天气）塑造成恶棍，这让他们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从而相应提高了他们自身的道德地位。
用肚子疼博取同情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新时代的社交媒体上，用托尼·索帕拉诺的话说，人人都在“哭着，忏悔着，抱怨着。”这种行为以我们前所未见的方式被合理化和奖励。加里·库珀大约不会因为星巴克的咖啡师拼错自己名字、让自己错失积分而委屈地嘟囔。
“永远不要把你的麻烦事告诉任何人，”传奇橄榄球教练娄·霍尔茨（Lou Holtz）说。“百分之二十的人不在乎，另外百分之八十则会幸灾乐祸。”
这些数字可能需要重新修订一下了。
本文作者泰迪·韦恩（Teddy Wayne）的下一部小说《孤独者》将在2016年出版。
题图来自www.lynksoftware.com
翻译 熊猫译社 Ariel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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