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愿我们都走过耳听爱情的年纪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
这本书我读过很多遍，可每读到此处，依旧眼湿。
1998年，她87岁高龄，却在这时候接连失去亲近的女儿和心爱的伴侣，该是怎样排山倒海的疼痛与孤独，那个年纪，身边能说话的朋友恐怕多半已经不在，连追忆往昔、与人聊天都成了奢望，她怎样独自平静而安宁的走过1998年至今的17年？
而其间，她并不是没有机会找个生活的伴儿和慰藉。
有一天，社会学家费孝通费老来拜访她，她是他年轻时代的心上人，只是她对他却没有那份情谊。当年，她与钱钟书相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费孝通：“我有男朋友了。”没想到憨厚的费孝通急了，找到她“吵架”，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年少相识，青梅竹马，最后两人达成只做普通朋友的“协议”，以致很多年后，费老依旧对记者说，杨绛是自己第一个心上人。
费老来看他，甚至细心地为了不惹她多心带着自己的作品请她“斧正”。
旧有重逢，喜上眉梢。
怀旧或者共情，只能发生在两个阅历相近、水准相当的人之间，可以想象这样轻快的交流给她独居的晚年生活带来了亮色，可是，嘘寒问暖、相谈甚欢之际，她突然觉得失态，态度立即冷下来。
送别费老时，比她还长一岁的费老扶着扶手，颤颤巍巍地走下楼梯，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原本温情的她瞬间成为绝情的人，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以后不要知难而上了。”
他须臾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读过这些钱钟书先生的身后事，再去看她写的那些话，感触完全不同：
“钟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一切有我哪”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我们看过了太多轻飘飘的爱情，而一个能说会写的经典才女的爱情，从来没有停留在言辞，她既有言语的浓烈，更有行为的厚度——正是在行为的支撑下，言语才浓烈的有厚度。
真正的爱向来不是说得好听，更是做得好看。
真正的爱情从来不停留在长情的告白，而在于长青的体恤和疼爱。
人精力有限，某方面特别优秀肯定对应另一方面的短板。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太会说话的男人不太会做事，太会做事的男人没有精力甜言蜜语。
而一个男人，有多少口才表达爱你，就有多少口才狡辩不爱你。
就像当年李敖从刘会云移情胡茵梦，胡茵梦问他怎样像刘小姐解释，他的话连最会写的胡小姐都绝倒：“我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但现在来了一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
从容得几乎无法反驳的狡辩。
从男人的角度，可以把这理解成真性情；可是，我是女人，我把这理解成劈腿，一个会说话的男人劈腿，真是让人连倾诉都觉得无语。
停留在口头上的爱情，犹如远距离的精神依赖，很容易在遇到现实的矛盾之后灰飞烟灭；而有执行力的爱情，是生活中无限靠近的相看，是细节磨合碰撞之后的体谅，也是现实琐屑的分担。
1937年5月，杨绛先生的女儿钱瑗在牛津出世，她的父亲欣喜地叫了汽车接女儿回家，回到寓所，从未做过家务的新爸爸炖了鸡汤，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妻子吃。杨绛先生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说，钱家人若是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幺惊奇。
真正的爱情，可不就是行动的奇迹？别人眼里再不能做的事，到了她这儿，便一切都开绿灯。
说的人只是动了嘴，听的人却动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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