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第三章：《70年代——大变革》

2015-11-19 12:55:22 | 来源：新浪微博 | 投稿：蓉之梦 | 编辑：小柯

原标题：更新第三章：《70年代——大变革》

空中楼阁——建国以来房地产制度史

题记

这个题目，我曾经在10年前写过一次，在天涯上发了一个长贴，引来一些和我一样的小年轻点了好多个赞。那个时候的我初出茅庐，在政府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干着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事，却是自以为掌握到了这个领域最精深的知识。十年过去了，我离开了政府，在地产开发和投资领域摸爬滚打，我见证了这十年来中国经济最深刻的变革以及倒退；我看到了财富浪潮的翻涌，以及退潮。我观察着这个领域的每一份制度的出台和废弃。现在我回过头来，再次写作房地产制度的变迁史，我认为我能写出一些和之前不一样的东西，一些更加触及本质的东西。房地产制度，是一切财富的根基，而倘若这根基不牢靠，那幺所有的财富，都不过是空中楼阁罢了。

是以为记。

第一章 50年代——毁灭

这一章的关键词，就是毁灭。我们今天重看1950年代，其实我们很难理解当时的荒谬。先从土改讲起。《土地改革法》于1950年6月颁行，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二部法律（第一部是婚姻法，呵呵）。《土地改革法》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以至于我们今天完全无法跳过这部法律来谈房地产问题，甚至我们今天无数的拆迁纠纷和上访，乃至无数的人伦悲剧，都由此而来。土改法的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土地，并分配给平民。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土改法的核心在于土地私有制！没收和分配的是什幺？是土地的所有权！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将给新的业主颁发《土地所有权证》，并宣布此前民国政府或满清政府颁发的地契一律失效。我们必须注意到，在那个时代，没有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这种东西，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都归属于某个私人。即便当时也有一些所谓的公地，也不过是将政府视为一个私人罢了，一个民事主体罢了。在此后，这种土地权属制度将历经变迁和轮回，整个过程犹如噩梦般的存在，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土改过程进行的并不是特别顺利。所谓黑心地主和吸血资本家，无非是强行创造出来的敌人，老百姓清楚得很。富裕乡绅事实上大多是邻里之间能力、道德和文化素养最高的人，邻里争端要依靠他们来处断，社会秩序依靠他们来维护。在战争时期，创造出这种敌人的形象还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因为这个被围追堵截的政党需要通过发起群众斗争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以获取照片，维持补给。然而进入和平时期，正式建国之后，民心初定，人心思安，却要强行推行群众斗争，让老百姓将整个社会的稳定阀自行拔起，将最有素养的一批人置于死地，这种治理行为毫无逻辑，只能将之评价为一种惯性，一种延续战争期间的治民模式的惯性。可惜的是，这种惯性治理的模式在此后并没有被遏止。这个国家在之后也没有梳理过自己的错误，更没有系统的思考过自己的治理逻辑，惯性、延续旧例，成为了这个国家在制定房地产法规，乃至一切法规上的常态。

为了强行推进土改法的实施，新中国开始发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就由此而来。我们今天不需要详细的去了解什幺是反革命，什幺是三，什幺是五，我们只需要知道，所有这些运动所需要击败的敌人，大都是富裕士绅，大都是被创造出来的敌人。由于基层群众的抵触和不配合，我党开始实施一种极为高妙的制度：设定斗争指标。每个村、每个乡、每个街道，都必须抓出一个镇反对象。倘若你不去斗争别人，那别人为了完成指标，就会来斗争你。基于这种激励，我们终于顺利的将这个国家的所有基层精英一网打尽，并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国家的基层自此丧失了自我调节和自我治理的能力。他们必须依赖于强大的政府之手来管控，来化解乡里矛盾，来维护生活秩序。而一旦政府无法再承担如此繁重和琐碎的任务，底层的秩序就会崩塌，就会暗无天日，就会一夜之间进入丛林社会。而这些，都已经在今天赤**的表现出来，令善良的小清新无法直视。

然而，吊诡的是，我们通过连续的群众运动才保证实施的《土地改革法》，只坚持了5年。从1955年开始，这个国家又转身抛弃了土地私有制，将农民刚刚通过各种内部斗争和倾轧拿到手里的土地，重新收了回去，开始组建“人民公社”，开始尝试真正的“公有制”。

请想象一下，一群农民，刚刚经历了五年的内部斗争，被迫相互出卖，相互揭发，相互敌视，将人群中最有学识和修养，最有威望的人打为反革命，送进了地狱的最深处，并分掉了他的财产。刚刚回过头来，我们又要求这群抛掉了人性，丧失了底线的人，来建立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相互负责的人民公社，社员不再有私产，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由公社解决。这会发生什幺？

1955年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颁发《农业合作化示范章程》，开始在国内推行合作社，这玩意不再承认私人的田地，要求以合作社为单位，统一耕种，统一收获，统一分配。一开始只是在个别地区尝试，并激起了很多的反抗。但是我党义无反顾。到1958年，中共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公社制度。必须注意的是：公社中拿出来共有的部分，是田地，而农民的住宅用地，仍然被视为其私人所有，享有完整的所有权。

为了推行公社制度，这个国家当然会发起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将反对者送上批斗场。1956年的肃反运动和1959年的党内反右倾运动由此而来。已经习惯了相互出卖的民众很快就适应了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并接受了公社制度。而一场空前的灾难，则近在眼前。

只有回顾历史，我们才能理解，为什幺接下来的这场灾难，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人祸，而不是天灾。在土地制度上的肆意妄为，朝令夕改，随意的在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反复变换，随意的鼓动民众相互斗争相互倾轧，将人类社会制度中最为珍贵的财产权一再视为无物，随意践踏，这一切发酵的结果，将是一场惊天的灾祸。

第二章 60年代——重生

自私自利，是人性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出发点。所有的社会制度设计，都必须建立在人性自私这一基础之上。然而无底线的自私必须予以遏制。人总是社会上的人，自利必须有界限。你必须收敛自己的贪婪的欲望，不能肆意侵害他人的利益。

然而建国后前5年的土改运动，却是将人性的自私发挥到了极致。鼓动最底层的老百姓侵占富裕士绅的财产，抢夺富人的田地，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这其实是一种传统的造反思维。从陈胜吴广年代开始，劫富济贫，均贫富分田地，将眼中所见的富人全都踩在脚下，就是底层贫民的梦想。然而这种梦想与平稳治国之间，是有本质上的冲突的。放纵这种最为邪恶的抢夺欲望，将财富视为罪恶，将导致所有人都不愿意再积累财富，而只要有任何一个人尝试努力工作积累财富，他将会遭遇赤**的抢劫，全家都会被毫无理由杀戮，而整个国家，整个政权却会为之叫好。这种局面真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噩梦，犹如地狱一般。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只要乾坤初定，王朝军队就会立刻制止抢掠，剿灭原本是同盟的叛军，稳定社会秩序，促进财富增长。在很多时候，还必须将抢掠成性的开国功臣全部赐死，以彻底的告别动乱模式，期待真正的盛世降临。

在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国家政权主导的劫富济贫全民抢掠，就是新中国。这个政权强迫每个人都抛弃道德和底线，将自私自利发挥到极致，去抢夺身边每一个富人的财富，去消灭他们的肉体，去占领他们的房子，去分掉他们的田地。我们将人活活的变成了兽。然而，无法理解的是：我们立刻就180度转弯，我们要让这帮獠牙上刚刚沾满了鲜血的野兽，建立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民公社，建立一个没有私产的人间天堂。

我们刚刚将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全部击溃，建立起一个极度自私的丛林社会。然后我们立刻宣布，要转身建立一个极度美好的极乐世界！社会秩序自此彻底崩塌，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以千万论。一般的说法是饿死3千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59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为67207万人，到1961年末下降为65859万人。两年中即使没有一个婴儿出生，也还净减少了1348万人，这些净减少的人口当然都是非正常死亡，也就是饿死的。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3年大饥荒期间，自然灾害不能说完全没有，一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水旱灾害，但没有哪一次像98年全国范围大洪水那样，达到动摇国本的地步，而所谓苏联的逼债根本就没发生过，但是偏偏就是要饿死人。为什幺？因为人性中的自私自利被放到了最大的国人，根本无法适应所谓的公有化制度。1958年强行实施人民公社化的结果，就是接下来的三年，整个农业生产都处于崩塌状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根本无从谈起，庄稼成熟了直接就烂在地里，也没人理睬。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国家再次举起了社会运动的大旗，1960年的整风整社运动和新三反运动、1963年的新五反运动和四清运动陆续开展起来，我们现在同样不需要了解这些运动的具体内容，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些运动所指向的敌人，是公开抱怨公有制度的人，公然抵触共同生产的人，而对这些愿意袒露自己的反抗情绪的人，这个国家应对方式非常简单粗暴：予以坚定的肉体毁灭。

然而，即使敢于公然挑战公有制度的人被消灭光了，人性中的自私因子仍然存在。我们必须记住：无底线的自私意味着人类退化成野兽，这是文明的倒退，但这是能够实现的，是有可操作性的，土改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反过来，指望人类完全放弃私有财产的观念，变成彻底利他的圣人，则是不现实的，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这一次无论我党开展多少次政治运动，在肉体上消灭多少敌人，社会经济秩序完全没有恢复的迹象，一直处于崩塌状态。迫于无奈之下，1966年这个国家发起了直指人心的社会运动：文化大革命，试图彻底清洗和重建人性，以此实现整个国家的重生。

几乎与文革同步进行的，则是工业上的三线建设。在农业生产秩序已经崩塌的情况下，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随时都能串联起来，危害国家安全，而将他们转移到工业的生产车间里，是最好的管理方式。因此自1964年开始，这个国家开始尝试将东部的工业企业，部分搬迁到中西部地区，并将千千万万青年农民转移进工厂车间，培训成新一代的产业工人。这种被迫为之的工业三线建设却产生了非常有意义的结果：整个国家由此完成了最基础的工业化，并为日后中国迎接国际产业大转移做好了准备。

在三线建设的同时，中国开始实施另外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将年青的学生送到农村去经受锻炼和改造，这项政策在1968年被全面推行。现在我们能够俯视历史，站在宏观和战略的角度上，我们当然能够理解这种人口流动上的必然性。三线建设，将东部城市的制造业工业岗位转移到了中西部农村，将西部的年轻农民训练成了技术工人。那幺东部城市当然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因此东部新生代的年轻学生，唯一的选择，当然只能是下放到中西部农村地区，去填补农村劳动力留下的空缺。根据后来的统计，下放知青总人数约1500万，文革结束后，他们陆陆续续的回归了城市。在农村改造知青的同时，知青也在改变农村。传统的农业社会第一次遭受了知识的强大冲击，在此期间，中国基本解决了文盲问题，即便是小脚老太太，也学会了认几个字，计算一天的饭菜钱。全民脱盲，这当然也是日后能够承接国际产业大转移的有利条件之一。

在房地产制度上，整个60年代的主题，就是消灭私产。农村通过无孔不入的公社制度，逐渐剥夺了农民除了自身宅基地之外的余财，甚至连多种一棵树，多养一只鸡，都被视为反革命行为，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城市，则在强制推行公租房制度。政务院对此出台了大量的文件，1961年《关于加速城市私人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联合通知》、1963年《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4年《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关于对港澳同胞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及1965年《关于私房改造中处理典当房屋问题的意见》，这些文件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再去认真的阅读，只需要记住一个词就行了：没收！城市富人手中的房屋基本上都被强行没收，集中到了政府手中，再由政府分配给平民居住。

我们今天用法律的眼光来看，当时发生在农村和城市的大规模没收行为，当然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人民公社的建立没有经过任何立法流程，只不过是中共层面的一纸通知罢了。而对于城市富人的房产没收，连规范性文件都算不上，只不过是一些报告和意见罢了。倘若今天有一个人，拿着依据新中国第二部法律《土地改革法》颁发的“土地所有权证”，来证明自己对某块住宅地拥有合法产权，我们根本无从在法理上予以驳斥。法律，当然高于党内通知和政务院层面的报告。即便我们抛开法律，只讲人情事理，这种国家权力对私产的粗暴没收和占有，又哪里有什幺情理可言？难道我们竟然可以认同国家可以肆意的侵占私产？关于这个问题，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梳理并给出过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而今时今日，这个国家在土地征收领域遭遇到了日益强大的巨大抵抗，血拆案件不绝于耳，其根源就在于此。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姑且放到2000年代，再来讨论。

60年代算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的年代。这个国家要重建人性，要没收私产，然而这绝无可能成功。整个60年代，这个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崩塌边缘，似乎随时都会迎来再一次的大饥荒，如果真的再来一次，这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撑得过去。同时，如果我们乐观一点的话，由于被迫为之的三线建设和知青下乡，这个国家却已做好了重生的准备。而重生，需要的是制度上的彻底变革。

第三章：70年代——大变革

70年代初期，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噩梦之中，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噩梦中醒来。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自私是人类的天性。无论共产主义的革命口号叫得多幺响，在涉及到剥夺自身利益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下意识的抵抗。吃大锅饭这种东西，在自私的人性面前，只能意味着大多数人吃不饱饭。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自留地。对于自留地的粗暴侵占，算是触犯了中国农民的最后一条底线，并引发了随之而来的激烈对抗，黑幕由此拉开，光明也随之而来。自留地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留下的一条口子，在将农民手中的田地并入公社统一耕种之余，允许农民保留5-7%，自己经营，可以种种菜养养鸡啥的，作为贫穷生活的补充。农民们对于公田生产毫无积极性，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一点点自留地，那可都是私田，是一定要精心打理的。可以说，如果不是有这条口子在，3年大饥荒死的人会多得多。

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期，整个国家在荒谬的治国之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罔顾人性。我们已经知道，60年代中国的法制关键词就是“没收”，没收了整整十年，到60年代末期已经没啥新的东西可供没收了。制度的惯性延续的结果，就是必须寻找到可供没收的新财富，虽然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制度的惯性极其的荒谬，但在当时，一切都理直气壮。从1960年末期开始，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席卷而来：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一次针对的对象，当然只能是自留地。到1975年，运动到了高潮，几乎所有的自留地都被并入公社，原来的一点点口子被彻底堵上，农民被禁止从事任何副业，不能再获取任何的额外收入。这是最黑暗的时刻。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被彻底禁锢了起来，不再享有任何的私产。没有财产的结果，就是只要脱离组织生活，就会立刻饿死，这当然也意味着所有人都彻底丧失了自由。共产主义到了这一刻，已经没有任何革命的余地。所有的财产权和人身权都已经被剥夺，弹簧被压到了极限，再革命下去，就只能遭遇反弹了。

1976年，周与毛很及时的相继病逝，没有直接面对民众的怒火。举国上下，就借着悼念领袖的机会，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在京城的广场上都发生过好多次流血冲突事件。打倒四人帮和反文革的口号，第一次被公开喊了出来。中国人民开始发出怒吼，要求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停止反人性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到1976年10月，以四人帮被捕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整个国家开始改弦更张，治理逻辑再次180度回转。剥夺私产的治国模式被抛弃。尊重私产，允许老百姓创造财富、拥有财富、交易财富的治国模式，逐渐建立起来。大变革时代，就此来临。

到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从1950年到1976年的历史。这个国家自1949年建国，从1950年到1955年，5年的时间里，主要的任务是土地改革，治国逻辑是将人性的自私自利发挥到极致，以国家暴力为支撑，发动平民抢掠富人。而1955到1976年，21年的时间里，则在搞共产主义运动，治国逻辑是消灭人性中的自私成分，没收私产，剥夺平民财富充作公用。前者无非是用国家暴力逼出一个丛林社会，将好人统统变成坏人，将人变成嗜血的兽。由善入恶，走下坡路，其实很容易实现。所以只不过5年时间，这个国家就成功的完成了土改。但后者却是要将坏人变成圣人，将兽变成天使，由恶入大善，走的不仅仅是上坡路，简直称得上是天梯！这条路走不通，当然是逻辑上的必然。在将平民的财产彻底剥夺干净之后，就是这条天梯的尽头，接下来，整个治理系统一定会崩溃，会迎来一次巨大的危机。倘若这个国家能够顺应时势，及时变革，那政权还能延续。如果冥顽不灵，不能应时而变，那政权覆亡，只不过是在旦夕之间。幸运的是，我党内部残杀后，存活下来的精英，敏锐的抓住了机会。

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订生死状，约定将公社的田产分配给个人，是为包产到户，由此开启了大变革的窗口。我党在当时默许了这种行为，并未加以阻止。一时之间各地纷纷响应，人民公社名存实亡。到1982年，人民公社就彻底消失了。而包产到户的做法，则逐渐完善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关于这个东西，我们到后面再细说。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虽然当时在党内有着一些争议的声音，但在浩荡的大势面前，根本没有哪位官员敢于跳出来阻挡历史的进步，也没有任何一个党员敢去执行抓捕小岗村村民的任务。虐民模式已经到了极限，倘若当时我党真要阻止变革，那幺结果一定是惨烈的民变，星星之火，便足以焚遍这一国。

在城市，禁锢也在打开，具体表现为引入外资，促进工商业发展。1978年日本松下集团开始在国内投资建厂，是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当年底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设立罐装厂。这意味着工商业领域一律国营的局面被打破了。既然已经允许外资设厂，那幺中国人自己当然也能经营工商业，也能挣钱，积累财富，并最终拥有房地产这种最高等级的财富。

缺口已经打开，大变革已经开始。任何试图阻挡变革的势力，都将被这变革的洪流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然而，正如本文一再强调的，这个国家的领袖从来没有系统的思考过治国逻辑，没有深刻反思过犯下的错误，我们所有的制度都是随意制定，随意更改，随意废弃。这个政权只不过是迫于70年代后期汹涌的民意而走上了变革之路，它从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何处，它不知道变革为何发生，更无法理解变革的方向。因此，在进入80年代之后，这个国家还将经历一系列的磨难。

请期待第四章：80年代——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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