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单发第四章：80年代——磨难
第四章：80年代——磨难
关于80年代，我们先从重修宪法说起。在新中国历史上，先后三次全面修订宪法。第一版宪法1954年制定，承认土地的私有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土地原则上属于私人所有，国有土地只不过是例外。而且即便存在国有土地，也不过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民事主体。在权力边界上，国家与私人没有任何区别，更不会有任何高人一等之处。当然，很快这个国家就进入共产主义革命阶段，所有的私产都被剥夺，宪法也就变成了一本废纸。到1975年，也就是文革后期，第二版宪法出台，这是一部集共产主义理论之大成的宪法，每个字都充斥着革命的酸腐味。在这部75宪法中，规定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必须实行公有制，并严厉的禁止私产。这个垃圾玩意当然无法适应变革的需求，因此1978年小规模修订了一次，79年和80年又连续进行了一些条文上的修改，但是禁止私产的宪法原则没有改变。
在这个全新的变革时代，我党的领袖们已经认识到依法治国的必要性。人治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指望某个饱读诗书的伟人拍着脑袋治国，只能把这个国家往悬崖里带，现在要从悬崖里走出来，当然不能再把希望放到某一个领袖身上。因此在中央层面，将决策权分散，搞民主集中制，九老治国。邓老虽然号称核心，但只有一票否决权，没有一票决定权。任何治国决策要获得通过，都需要相对多数的赞成票。而在实务层面，就推行依法治国，也就是法治。既然法律不再是废纸，而是各级政府和机关都必须要予以执行的铁律，那宪法就必须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进行修订，承认私产，承认民众的财产权利。全面修宪因此成为这个国家首要的任务。
1982年，新宪法出台，这版宪法算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在这版宪法里，人民公社制度仍然得以保留，但已经不再是农村唯一的组织形式，新型的生产合作社等基于田地承包制而成型的组织形式，也得到了承认。由于放开了口子，人民公社这种反人性的组织形式，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成为中国农民只要一提起来就会在地上吐口水的丑恶记忆。在房地产方面，这版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所有权一律属于国有，而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则一律属于集体所有，坚决不承认土地私有制度。这种洋溢着共产味道的规定当然是一种惯性，一种对此前20余年治国模式的惯性延续，下意识的就试图否认私产。但完全的否认私产绝无可能，作为妥协，这部宪法又承认市民和农民对自己的房屋，拥有所有权，也就是部分承认私产。土地所有权与房屋所有权，自此被割裂开来。这种割裂现象当然是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根本谈不上符合法理。试想一下，你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上建了房子，土地不是你的，但房子是你的，在遇到国家征收的时候，你这个房子应该怎幺算价钱？难道你的房子就只能按钢筋砖瓦的残值算钱吗？土地难道不能算钱？即使是以最朴素的最底层的思维来推想，也知道这种算法不合理，老百姓绝对不会接受。自此之后，这种人为的割裂将长期困扰中国法律界，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即便是后来创设出“土地使用权”这样的名词，也无法解决这种割裂问题。
在农业领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完善，并最终确定下来。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认可“包产到户”制度，农民在1955年之后，终于能够正式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地，自主经营，自主耕耘。虽然此后由于侵犯私权的历史惯性，这个政府总是试图干涉农民的耕种问题，对于种什幺类型的作物、啥时候播种、啥时候浇水，都会出台一些莫名其妙的全国性文件，并几乎是强制性的实施，不断的折腾农业生产，并对农业生产征收令人目瞪口呆的重税，但总归是部分认可了农民对于田地的私权。土地所有权固然被定位“集体所有”，但村集体其实是一个虚构的组织概念，并没有这幺一个实体存在，在法律上啥叫村集体，其实是至今都没能解决的重大法理问题，你其实并不能把村委会这个管理机构等同于村集体，就好像公司的董事会和公司本身并不是一码事，国务院和国家本身当然也不是一码事。因此事实上农民总能种自己的地，收自己的粮，纳自己的税，不用太担心突然冒出一个叫做“村集体”的壮汉，把自己的田地给没收了。
然而工商领域的禁锢居然一如既往，被这个国家否定私产的统治惯性束缚着，死活不愿意向平民放开。外资已经可以进入中国开办各类工商企业，但是1980年，中国人年广九雇了十来个人炒瓜子儿卖，居然可以被认定为非法雇工，要被当成资本家抓去坐牢。后来虽然在邓老的刻意点名赞许之下，暂时逃过了一劫，但是到1991年，仍然被抓进去了坐了一年的牢。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从1955年公社化运动，到1978年启动变革，23年的时间，这个国家一直处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之中，否定私产这种反人性的治理逻辑，具有极其强大的惯性。让外国人进来发财，外国人挣了钱无非是带回外国去，中国政府从中收了税，这没啥，与否定私产的治理惯性不冲突。中国的平民最多只能进外企当个工人，无法从中得到啥了不起的好处，更无法积累足够的财富，去买房买地。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在整个1980时代，没有任何商品房地产开发的法律法规出台，唯一的住房供应，只能是指望各种国有机构的福利分配。而福利分房的难度，不比买彩票中大奖的难度低多少。
在当时城市的住房虽然被认定为私人所有，在法规上也允许交易，1983年出台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还规定了房屋交易必须登记。但在住房供应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其实也基本上不存在什幺房屋交易。一个人要是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他要找到一套新的住房，比登天还难。整个社会的工商业都处于禁锢状态，房地产交易市场当然也不可能存在。
然而毕竟窗口已经打开，这一国的国民对财富有了极度的渴望。普通老百姓固然被各种禁令堵在工商业之外，眼看着满大街都是挣钱机会，偏偏不得其门而入。从新疆买一车皮的棉花运到广东的港资纺织厂，利润能有10倍，本来这其实是最为普通的商业行为，在今天看来，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但在当时，如果你老百姓敢去干一票，竟然算是“投机倒把罪”，坐牢能把牢底坐穿。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制度设计，然而我们回过头来一看，这也只不过是这个国家反人性的惯性罢了，根本没啥高深的道理在里面。
但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方在于，对于普通平民固然是禁锢重重，但是权贵阶层总有办法打破禁锢，轻轻松松的注册出各种红帽子企业，在各种工商领域挣大钱。这种差别待遇被愤怒的平民归结为“官倒”。权贵官僚面前是一条金光大道，他们能无视所有的法规、限制、禁令，在各种工商领域挣大钱。而平民百姓则在艰难的挣扎求生，眼前的独木桥朽烂不堪，随时垮塌，陷入牢狱之灾。这真是人世间最大的不公。在今天看来，这个国家竟然能设计出这样的治国模式，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在当时肩负着治国重任的九位元老，甚至可以称得上尸位素餐。这种极度的不公当然会带来激烈的反抗。很快，反抗就来了。
从1985年开始，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发起“争民主”运动，到86年底，蔓延到全国，各高校的学生纷纷响应，并走上街头游行，是为第一次学潮。这次活动算是80年代后期街头政治的开端，此后这种街头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到1989年，发展到极致，全国高校全面罢课，反官倒，反双轨制，争民主，在北京的广场中聚众绝食。看不到改革，愤怒的学生情愿饿死。而全国的老百姓都为之鼓掌欢呼，和学生们站在了一起。
老实说，老蛮我这十多年来摸爬滚打，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但是我仍然无法心平气和的回顾这段历史。请闭上眼睛思考一下，当时的平民百姓，在面对“官倒”时，内心是多幺的愤怒。中国人已经穷了三十多年，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挣钱的机会，却毫无理由的要被官僚群体独占，所有的平民，只要胆敢涉足其中，就会立刻身陷囹圄，永世不能翻身。这种愤怒根本无法遏制。这种治国逻辑实在是混账！而制定这种政策的决策者们，则只能用愚蠢昏聩来形容，没有任何借口来开释他们的愚蠢。
然而这个国家并没有理会民众的愤怒。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们迅速的使用铁血手段平息了反抗，压制了争议。他们竟然要维持荒谬的治国逻辑，坚决的不肯承认其中的错误。刚刚才获得一线生机的国家，就此再次走入死地。
请期待第五章：90年代——死地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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