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史研究的新趨勢──從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重看抗戰史」撰寫計畫談起

2015-11-17 21:22:11 | 来源：新浪微博 | 投稿：太空堡垒自由号 | 编辑：小柯

原标题：抗戰史研究的新趨勢──從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重看抗戰史」撰寫計畫談起

作者：肖如平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抗日战争史研究一直深受海峡两岸的关注与重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在抗战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问题与挑战。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开放和利用，重新审视抗战史已成海内外学界的共识。为此，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国史馆等学术机构都在进行新编或重修抗战史的相关工作。其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组织中、日、美、英等国学者共同参与的「重看抗战史」是一个颇值关注的撰写计画。该计画自2012 年8 月正式启动以来，已先后举办了三次工作坊，《重看抗战史》上册也将在台湾和香港两地正式出版。就「重看抗战史」计画的运作而言，基本上反映了当前学界在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些新趋势。
一、多国与多种新史料的利用长期以来，学术界虽然非常重视抗战史的史料发掘和利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因许多核心档案资料尚未开放，尤其是重要历史人物的档案资料的缺失，使抗战史的研究难以「现身说法」，甚至对中国政府在抗战中的许多重大决策无法深入釐清。如蒋介石与日本的秘密交涉，原本资料绝少，如果没有日记等私密资料，根本就无法深入探析。二是由于种种原因，抗战史研究存在史料来源和史料形式的单一性。例如有关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日两国学者大都倾向于使用本国的史料，较少或甚至没有使用对方的史料。而在探讨抗战时期的外交关係时尤其需要使用多国和多种新史料。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英关係而言，中英两国不仅在欧亚战略、争取美国军事援助上竞争激烈，在缅甸战场、修订新约、对华贷款上存在分歧，而且在印度、西藏问题上还互相牵制，关係极为複杂。如在研究中仅仅只使用中方资料，或者重点使用中方资料，肯定很难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和海外机构大量重要档案史料相继解密、开放与出版，使抗战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早在上个世纪，大陆学界就已经出版了多种有影响的抗日战争史着作。然而，由于未能充分利用《蒋档》，再加上蒋介石日记也尚未开放，因而在论述蒋介石与抗战的关係时，基本上认为蒋介石是消极抗战，甚至有着作认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是「假抗日，真反共」。然而，随着《蒋档》的广泛利用，以及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蒋介石与抗战关係的研究有了全新的突破，「从过去主要利用间接史料，隔靴搔痒，转为利用直接史料，从蒋介石不在历史现场到蒋介石在历史现场。」（注1）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在史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胡佛档案馆珍藏大量中、美、英、苏等国有关二战时期的档案资料，以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诚、陈光甫、张嘉璈、史迪威、陈纳德等诸多中外名人档案，加上日本、美国、英国学者的参与，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的档案资料、美国外交档案、英国国家档案资料均能相对充分地加以利用。多国与多种第一手史料的广泛利用，成为「重看抗战史」撰写计画的一个重大优势和特色。新史料的广泛运用，必将使抗战史中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得以釐清，其立论亦将更加客观和符合历史事实。
二、国际视野下的抗战史要做到国际视野，除资料的国际化外，至少还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研究者的国际化，即抗战史的研究者应该是多国学者的参与和合作，至少应该是多边合作。以往由于受政治、经济和学术环境的影响，国际合作难度较大，但近年来这些制约因素已基本不复存在，完全有条件和能力推动和实现国际或多边合作。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主持的「重看抗战史」撰写计画，邀请日本东京大学的加藤阳子教授、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员岩谷将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的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米德（Rana Mitter）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等十几位学者参与工作坊或计画的写作。之所以邀请中、日、美、英等国学者参加「重看抗战史」工作坊，并共同参与计画的撰写工作，其一重要目的在于使该计画具有国际视野。毫无疑问，由中外学者共同参与，并不能说明该计画一定具备国际视野，但至少能够吸纳各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让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能够进行学术的交流与碰撞，以期获得相对客观的立论。例如在2010 年斯坦福举行的工作坊中，日本学者岩谷将研究员使用日本防卫省的档案和蒋介石日记等资料，提出「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日本虽有侵华意图，但七七事变发生时尚无具体的作战计画。日本的战争假想敌是苏俄和美国，对于中国只希望稳定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其他地方则利用军阀割据的分裂形势逐渐建立傀儡政府、实现控制。七七事变最终一发不可收拾，与中国情报部门的错误消息使蒋介石决策失误有关。与会学者对这一观点存在较大争议。不过，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有争议反而更能促进研究的深入和客观。另外，计画负责人郭岱君研究员也曾率领研究团队专程赴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国史馆的专家与学者徵询意见和建议。二是要将抗战史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研究。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密不可分，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美、苏、英等同盟国的共同胜利。抗战史不仅仅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在研究抗战史中需要跳出本国史的藩篱，将其放在国际格局下，尤其是要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而以往在研究抗战史中，普遍存在以中国为中心，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去评判是非。这种研究视角，自然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但仅仅局限于此，则是远远不够。因为仅仅从中国的视角研究抗战史，无法让世界认可，尤其是无法让发动侵华战争的当事国日本口服心服地承认与接受。只有将抗日战争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究，才能更好地运用国际法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如何打破「巴黎和约」所建立的凡尔赛体系、「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并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日本在东亚发动侵略战争的缘由与目的。同样，只有将抗日战争史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究，才能对战时中国的军事、外交做出更加全面和客观的分析，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开罗会议、雅尔达会议、中苏谈判之间的内在联繫，以及中、美、英、苏四国在会议和谈判中所处的地位与角色。
三、放弃政治偏见，坚持「不党不私」毋庸讳言，抗日战争史研究长期以来之所以深受海峡两岸的重视，其既有学术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正因如此，两岸的抗战史研究成果虽然层出不穷，但或多或少都存在为政治所左右的困惑。2000 年，大陆有学者曾提出：「抗战史研究不能以偏纠偏」，「由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两岸学者在相当长的时间裏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无论在选题评价方面，还是相关史实的阐述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大陆学者重在突出中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多称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台湾学者则强调正面战场除太原会战有中共军队参加外，其他皆为国军所为。而敌后战场也是国军较中共军打得激烈，作战次数亦多。」（注2）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政治化的学术对立近年来已大为改观，两岸学者对抗日战争中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越来越趋同。黄克武先生认为：「近年来在台湾民主化、大陆改革开放的情势之下，两岸共识增加了许多，不再是黑白对立而没有交集。例如抗战正面战场是谁打的、蒋介石的是非法功过等，都较以往有更多的共识。」（注3）可见，放弃政治偏见，对抗战史的学术化研究具有非凡的意义。2012 年，郭岱君研究员在「重看抗战史」撰写计画启动之时提出要放弃政治偏见，坚持「不党不私」的原则，即充分利用资料，尽最大的努力去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例如，对于抗战初期的国共关係，「重看抗战史」计画认为南京失陷到武汉会战前，是中国人心最齐的时候。那时中共和毛泽东支持蒋介石。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共甚至接受了1920 年整理党务案的全部要求，视蒋介石为全国领袖，愿意交出中共的名单，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由于蒋介石无法接受共产党阶级斗争的学说，而拒绝了中共的建议。在中共军队收编问题上，蒋介石缺乏全盘设想，试图採取「先收编后消化」方法进行，未能获得中共的信任。随着国内外战局变化，国共逐渐走上了摩擦的道路。（注4）又如在汪伪政权的研究上，内地的大部分学者还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研究，只有少部分学者从社会史和心态史学去探讨。毫无疑问，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研究汪伪政权具有正当的合法性，毕竟汪伪政权给国人的道德与情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然而，七十年已经过去了，汪伪政权的研究毕竟不能一直停留在道德和情感的层面。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 年0 月举办的「重看抗战史」工作坊中，学者已不再完全从「伦理道德」、「民族大义」的视角去研究汪伪政权，而是将它放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探讨，对汪伪政权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建设也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四、加强人物研究，丰富抗战史的细节目前有关抗战史的宏观着作，往往缺乏对「人」的关怀，即使像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等这样重要的人物，也都是从政策层面去写，极少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视角去探讨，其他军政要人则更少涉及。随着新史料的开放和利用，抗战史的研究，除了对国家、政府、阶层、政党、军队，以及战略和政策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外，也应该加强对抗战历史人物的研究，以丰富抗战史的细节。其实，关于抗战历史人物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除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外，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白崇禧、何应钦、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明、陈诚、汤恩伯、胡宗南、张治中、薛岳、胡适、翁文灏等等，这些人物都有很多现存的研究成果。如何将这些成果吸收并融入抗战史的着作中，也是目前抗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在2010 年2 月，「重看抗战史」撰写计画专门对「人与战争」的关係进行讨论，提出「重看抗战史」应该加强对「人」的敍述，要把「人」写进去，而不是机械的只谈战争、战略、武器。例如，汪精卫投敌的真实心态是什幺？日本与汪精卫之间是否只是简单的主僕关係？汪精卫有多大的自主性？跟随汪精卫投敌的官员们又是出于何种心态与目的？宋子文在抗战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对抗战做出了哪些贡献？普通的中国人在抗战中如何迁徙、生存和生活的？战时知识分子、公务员的生活状况又是如何？在南京大屠杀中，日本兵与日本国民的心态又是怎样的？蒋介石与罗斯福、邱吉尔、史达林等大国领袖间的又是如何互动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陈诚等党政要人之间有哪些合作与分歧。（注5）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加强抗战史人物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抗战史的细节，而且必将加深人们对抗日战争的理解。总之，从「重看抗战史」撰写计画的运作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学界在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些新趋势。而这些新趋势一定程度又反映出当前抗战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即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并在历史中学习、反省，避免重蹈覆辙。不可否认，「重看抗战史」撰写计画也面临多重挑战。首先要统合来自各国学者参差不齐、立场观点不一的文稿，既不违背作者意愿又能与其他内容融为一体绝非易事。这也是「重看抗战史」一再推迟出版的原因之一。其次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仍然是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面向，「重看抗战史」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必将引起较大的争议。再次是撰写计画与实际写作之间也可能存在差距。儘管如此，由于「重看抗战史」撰写计画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定程度的确可以弥补两岸抗战史研究不足。【注释】1. 陈红民、曹明臣，〈新资料与新观念：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论述（2000-2011）〉，《抗日战争研究》，2012 年第0 期，页108。2. 曾业英，〈抗日战争研究不能以偏纠偏〉，《北京党史》，2000 年第0 期，页21。3. 黄克武，〈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点反思〉，《国史研究通讯》，第0 期（2012 年12 月），页40。4. 〈郭岱君等人关于「重看抗战史」会谈纪要〉，2010 年1 月01 日，纪要由郭岱君研究员提供。5. 〈郭岱君等人关于「重看抗战史」会谈纪要〉，2010 年2 月2 日，纪要由郭岱君研究员提供。来源：国史馆研究通讯第八期

赏

tags：

相关：

水痘和腮腺炎二种常见的儿童急性传染病

按疫病流行规律，从每年开春一直到初夏，正是小儿各种呼吸道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尤其是水痘、流行性腮腺

【熊猫部落翻译】日杂andGIRL 12月号 JUN. K采访

Jun. K Ｘ Music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我一定活不下去。
虽然很难用语言描述Jun. K的音乐是怎样的东西，但确实

【梦想学员第三波】

第四期梦想导师报名通道

从巴黎圣母院到巴黎清真寺

我特别好奇，假如阿拉真主确实存在，得知恐怖分子在巴黎杀害平民的时候，会不会有诸如“一拍脑门”的动作，

201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