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饮冰室里可读书？

作者：徐凤文责任编辑：新领军者编辑图片提供：梁启超纪念馆

　　除了残破不堪的老房子，昔日饮冰室的旧物早已流散，所幸饮冰室的一面大书架还在，让人平生出对旧日时光的些许联想。

　　20 世纪30 年代饮冰室外貌（新楼）。图中的窗子为位于新楼西南角的梁启超书房。

1985年，梁思达绘制的饮冰室（新楼）外貌梗概

　　冰心藏有梁启超手书对联一副：“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是典型的梁氏话语，鼓荡人心，镌刻河山。

　　梁启超无疑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这位曾活跃于中国政坛、学界半个多世纪的风云人物，以其启蒙思想及犀利文风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逝世后，《美国历史评论》称他一生“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全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头衔”。

　　这里是位于天津旧意大利租界的饮冰室。1915 年至1929 年，梁启超在这里生活了15 年的时间。2002 年，这里改为梁启超纪念馆。院中梁启超的雕像仿佛在提醒着人们，他依然还在那个启蒙中国的饮冰室内，等待着百年后的寻访者。走进昔日的饮冰室，看着复原了的满架图书，望着书房中的斑驳光影，听着老楼内笃笃笃的脚步声和耳畔偶尔传来的啪啪啪的拍照声，四顾迷茫，不免生出这样无聊的感慨：任公先生百年后，饮冰室里可读书？

　　一

　　梁启超在书房写作的时候经常左手拿着茶杯饮茶，右手拿着毛笔写字，若想起一件事情杯笔不放，叫声：“来人啊！”等在门外的听差应声而入，他交待好事情后，立即继续写作。

　　1915 年1 月，袁世凯的长子袁度作陪。席间，袁、杨历陈共和之弊，“隐露变更国体”之意，梁自知“祸之将至”，遂独自来津，对外称：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潜心写作。

　　这一年2 月，梁启超在致总统克定在北京小汤山宴请梁启超，杨府秘书长张仲仁的信中称：“弟因京师太嚣杂，不能着述，乃于三日前来津，寓西旅馆，谢客搦管。”不久，梁在家信中说，“吾现在每日仍往利顺德就餐。”由此可知，梁启超来津后住的“西旅馆”即利顺德。此后，梁启超先后在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及友人马朝利家借住。约三个月后，正式搬到意租界，在天津安家了。

　　梁启超想在天津安家，已非一日。1912 年10 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 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从日本神户乘船抵达天津塘沽。在津住了十几天后，梁先去北京，心绪不佳，自称“居京则卖身宾客而已”。不久，梁返回天津，打算“总住津，不住京”，并着手在天津寻找合适的定居之所。按照梁启超的计划，“拟与政治绝缘，欲专心从事着述，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此时的梁启超依然对从政抱着很大的期许，直到1918 年前后才脱离政界。如果选择同样有租界的上海，距京太远，多有不便。

　　梁启超在天津英、日租界多处踏勘，直到1913 年底，总算在意租界西马路买到周氏名下的一块近4 亩空地，先后建起新、旧两栋花园式洋房。漂泊多年的梁启超，终于安顿了下来。旧楼面向西马路北段而建，原为坑洼地。旧楼后为晋寿里，1916 年时任国会议员的程克在此建房，取名福寿里；与福寿里相通的协丰里，1918 年新疆督军杨增新在此建楼房4 所。邻近的横二马路上，更是云集了段祺瑞、段芝贵、章宗祥、王鸿陆、张怀芝等达官显贵。

　　饮冰室旧楼东面的老楼也称旧楼，面积比新楼要大，但式样不及后来的新楼漂亮，梁启超主要在前楼东部写作、会客，楼上住人；西面的新楼建于1924 年，由意大利设计师白罗尼欧设计，最初无门牌，与老楼共用一个门牌号。

　　新楼建成初期，曾被梁启超的一个老朋友租赁，作为中原公司的办公楼，后收回自用。楼下第一层为梁启超写作的地方，由南边正门过一个大客厅后，西、北、东三面分别为书房、图书室及会客室。其中，书房位于新楼的西南角，内有一个很大的红木书桌和一个专用躺椅，四周有沙发、大玻璃柜等家具。这张书桌，梁启超来津后一直使用，后来送给了北京图书馆。

　　多年以后，梁家后人仍然习惯地称这里为“天津老家”。梁思庄回忆，小时候经常在老楼的院子里学骑自行车，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什幺喜事，就请戏班子来家里唱堂会。请住得很近的邻居来家里听戏，专门要用小汽车接送。有时，梁家还要向朋友和邻居出售一些瓷器餐具，大家都以买到梁家的东西为乐。但为什幺梁家要出售瓷器，多年以后，梁家自己人也说不清了。

　　梁启超在天津饮冰室写作

　　1930年，因家庭财政拮据，梁家以两万现大洋的价格将旧楼卖给天津富商郝莲舫（一说售予开滦煤矿北方售品处）。查了一下，这位郝莲舫是梁任公的一位“麻友”，曾任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庶务。此后，梁家搬进新楼居住。新楼和旧楼间砌起了高墙，院墙由藤萝架和葡萄架进行装饰，门牌号也分成了两个，“梁启超宅”地址是“义租界西马路25号”，电话号码为40094 ；另一家则改为“义租界西马路A 字25 号”。

20世纪30年代饮冰室外貌（新楼）。图中的窗子为位于新楼西南角的梁启超书房。

　　抗战爆发后，梁家子女分散各地，“天津老家”只有梁启超的夫人王桂荃独守，与猫为伴。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王桂荃又把新楼出租给恒昌绸布店，仅留下楼下位于东南角的一间书房，存放梁启超的书籍。天津解放时，四野萧华的司令部一度设在老楼的楼上。1950 年，王桂荃迁居北京，把新楼和后面的小楼以“梁氏亲属会”的名义作价3千匹布卖给了公家，并将原来存在客厅的善本书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其饮冰室书斋一楼大厅1936 年，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抱着八舅送她的小狗“花子”在饮冰室前他的书捐给了南开大学。此后几十年，饮冰室的住户人来人往，先是住进了一些进城干部、军队家属和文艺工作者，后来变成了一处几十户人家居住的天津大杂院。

　　二

　　1928 年10 月12 日下午3 点，病中的梁启超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写到辛弃疾61 岁那年吊唁朱熹的挽文，录下这样四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饮冰室主人最后的绝笔。

　　昔日饮冰室的朗朗书声、一樽风月早已风流云散，饮冰室主人在差不多被世人遗忘了半个多世纪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大约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这里就接待过不知多少来寻旧梦的人们。

　　约20 年前，我还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时候，来自台湾新竹科技园一家公司的董事长约我当向导，想去饮冰室寻访一番。一个秋日的黄昏，我陪客人到了河北区的民族路，进入这所住着近百户人家的大杂院，踏上断垣残壁般的梁家台阶，饮冰室的破败情景让这位慕名而来的客人始料不及：饮冰室内挤满了一户户普通的人家，甚至楼梯下边6 平方米的空间也“藏”着一户人家；原来奢华的饮冰室大客厅被住户分割成一间间简易的厨房，墙上油斑点点，屋内葱花飘香；花园里充斥着杂乱的一顶顶私搭乱盖的窝棚，院里除了有91 户人家，还有一家福利工厂；四处墙体剥落、垃圾遍地……如果不是院门上嵌着“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来自台湾的客人很难相信天下闻名的饮冰室会是这般的景象。

　　除了残破不堪的老房子，昔日饮冰室的旧物早已流散，所幸饮冰室的一面大书架还在，让人平生出对旧日时光的些许联想。不妨假设：在一个碧空如洗、秋声遍野的季节，这绿影照窗、书香满堂的饮冰室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如果主人这一天没有去清华授课，也没有安排在南开大学里演讲，饮冰室主人一定是徜徉在宽大的书房里面，或捧卷阅读，或静坐沉思，或奋笔疾书吧。也许他会把放在红木书桌上的一卷卷古书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边，也许他在翻阅最新出版的《大公报》，也许饮冰室主人刚从麻将桌前来到这里，信笔写就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那张叼着纸烟的嘴角正浮起一丝淡淡的微笑。那种“胸中海岳梦中飞” 的开阔心情也只有置身在这长斋之中才能真切地体会出来。

1936年，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抱着八舅送她的小狗“花子”在饮冰室前。

　　梁启超曾计划60岁以后放下一切，专事子女教育。而今，很多人或许不读梁的文章了，但依然会津津乐道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几百通家书及“一门三院士”的家庭教育。被梁启超亲昵地称为“老白鼻”的梁思礼回忆，除了母亲和秘书，梁启超在新楼写作时，“很少允许孩子们到新楼去玩的，我每次到新楼都有一种受到嘉奖的感觉。”也许是因为白天太安静了的缘故，每到晚饭时节，梁家都会现出一番热闹的景象。

　　梁家的晚饭闲谈是出了名的。梁思成回忆：当父亲在家的时候，全家每晚六点半都要坐在一张大圆桌的周围，“当孩子们在大约20 分钟内匆匆吃完晚饭时，父母亲则啜饮着老酒。饮酒是慢吞吞的。大约总有一个小时，父亲会谈论他正在写作的题目：诗人或其他人的传记、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儒家学者、以及其他学派的学者。这时候他重又集中注意国学的研究。他早年颇为关注的外国问题，现在很少谈论了。”

　　据梁家后人回忆，全家的活动中心主要在老楼。老楼有地下室，上世纪20 年代，梁启超任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时，每逢暑假总会来很多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地下室听课，每天下午四点开讲，每次讲两个小时左右。课后，学生们就住在梁家。约七八年前，当时我的小书房在附近的西货场内（即历史上着名的六号门），曾通过熟人打听，异想天开地想租用这里的地下室做书房，做一个饮冰室的地下门徒，可惜未能如梦。

梁启超使用过的落地大书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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