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代世界的十大君子(转载)
当代世界的十大君子君子需要有何种品格？在温和坚定中实现理想，在知识之海中追求独立，在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保有自我认知，在低调内敛的同时谦谦有礼，在拥有财富的同时热衷慈善，在拼搏向上的同时保有赤子之心，在追求事业的同时用心生活……君子，不唯书、不唯上、不畏直言——君子就是永不丢弃生而为人的责任。(文/谭山山、何驰、朱坤）本文由新周刊授权转载
胡适追求学术独立的学界君子
胡适
不止一个论者说过，看胡适的照片，比看胡适的文章还有意思，因为胡适的长相，“完全是君子相，完全是学者相”（陈丹青语）。
学者张中行曾描述胡适的相貌：“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其实胡适并非“永远穿长袍”，他也穿西装，不过，无论长袍还是西装，他都穿得熨帖自如，透出骨子里的斯文通脱。
世人多半会比较鲁迅和胡适，认为鲁迅是真文豪，但性子失于尖刻；胡适是真雅士，性子亲切平易，令人如沐春风。当年林语堂曾在杂志《论语》上宣布，给本刊撰稿的作者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这都是因为胡适的朋友、或者是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
“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在《师门五年记》中，罗尔纲这样回忆在胡适门下五年的感受。罗尔纲家境贫寒，最初到胡适家是担任抄写员。每次有客人来拜访，胡适总不忘向客人介绍罗尔纲，“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胡适对学生的体贴之心，让罗尔纲每念及此都“感激到流起热泪来”。
不仅如此，胡适跟贩夫走卒也能做朋友。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写信向胡适请教君主制和民主制的优劣，胡适不仅回了信，还跟这个小贩成为朋友。这个小贩经常到胡适办公室去看他。就如同胡适在北大任校长时，学生随时可以到办公室找他——他办公室大门对所有人开放。
傅雷具有东方教养的西化君子
傅雷
《约翰·克利斯朵夫》等译著以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中所呈现的傅雷，是一个喝咖啡、抽雪茄的西方绅士；而《傅雷家书》所呈现的傅雷，则是一个深受东方文化熏陶的君子。
他这样写道：“我的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看人们的笑容，感受到一股亲切的人情味，心里就化了，因为东方自有一种harmony，人和人的harmony，人和nature的harmony。”
harmony有和谐、圆融之意，而和谐，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里所讲的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这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会痛苦。所以傅雷说，“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人和自然对抗，人和人对抗，艺术家和听众也对抗”；而东方人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因为忘我所以能合一”。
傅聪7岁学琴，傅雷“把他从小学撤回”，英文、数学、几何这几门课请家教来教，语文课则由他亲自来教：“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而在对中国画家的臧否中，可见傅雷为人的率直，比如他评张大千：“大千是另一路投机分子，他自己创作时，充其量只能窃取道济的一鳞半爪，或者从白阳、青藤、八大那儿搬一些花卉来迷人唬人，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风，激浊扬清、正义直指。
周有光有社会责任感的老派君子
周有光
这是一位特别令人尊敬和钦佩的老人，2015年1月13日，他刚刚度过109岁生日。周老这一辈子，相当于别人的几辈子：50岁以前他是个银行家；50岁到85岁，他是语言文字学家，是“汉语拼音之父”（其实他不希望别人这么称呼他）；85岁以后直至现在，他是启蒙思想家，笔耕不辍，《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分别在他100、104、105岁时面世。
“85岁时，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我一直关心中国，我希望中国会变得更好、更有前途。虽然许多事还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相信人类发展具有某种客观规律。当然，我希望人们保持耐心和信心。”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的《尾声》篇中，周有光这样评价自己。
学者张森根认为，周有光的第三段人生，甚至比第二段人生还了不起。张森根用三句话来概括周有光：第一句，他是说真话的大师。说真话不容易，但中国现在奇怪的是，老一代人比年轻人更敢讲真话。第二句，他不讲主义，只讲规律，是研究规律的大师。第三句，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批评精神。他提倡“不怕错主义”，认为一个人只有接受批评才能进步。他自己正是这么做的：他把自己写的文章称为“狗屁文章”，顶多算杂文，看完就可以扔了。而且他就喜欢看别人骂他的话，其子周晓平回忆说，“骂人话夹在好话中间，有时候我嫌烦，就都给他打印出来，已经打坏三台打印机了”。
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说，“周老最让我惊奇的不是他的高龄，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却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质朴的内心；二是清醒的头脑。”
杨绛低调内敛的隐士君子
杨绛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是杨绛先生早年翻译的兰德的诗，也可以说是她对自己这漫长一生的自况。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和钱钟书同时供职于中国社科院（被戏称为“翰林院”）开始，杨绛就一直以低姿态处世。她在“翰林院”的后辈柳鸣九回忆道：“在公众场合，季康先生从来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像是在每一秒钟对每一个人都表示着她尊重对方，与人无争、谦虚礼让的善意，她对人不仅是彬彬有礼、和霭可亲，而且有时近乎谦恭。”
但杨绛并非一味低姿态。“文革”中，钱钟书被人写大字报污蔑，夫妇俩当天晚上打着手电贴出反驳的小字报，而在批斗会上，杨绛揽下了所有责任：“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线，免得互相牵累。我却一口担保，钱钟书的事我都知道。”她的学生董衡巽评价她：“杨先生这个人，没事，绝不去惹事；有事，也绝不怕事。”
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当时杨绛已87岁。“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本来大可以什么都不做，但她却开始了整理钱钟书30年代到90年代所写的中外文笔记的工作，使《钱锺书手稿集》得以出版；同时笔耕不辍，不仅写出《我们仨》、《洗澡之后》等作品，还选了非常难译的柏拉图的《斐多篇》来翻译，“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
她最大的困扰就是，打扰太多，尤其是电话，“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她说谢谢大家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她是我们时代的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