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台湾公民科技的觉醒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一位研究公民骇客和新闻学的博士生Stefan Baack，画出专案参与开发成员间的关係网络图（Follower Network），他意外地发现，台湾g0v是全球三大公民科技社群。
图片来源:cc 4.0授权by Stefan Baack
这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平等参与公共事务、共同协作影响政府的时代。发愿「写程式改造社会」的公民科技（Civic Tech）社群参与者，正是掀起近年新兴公民运动的重要推手。
公民科技并非是一种技术，也不是前所未有的新观念，而是一股善用当代科技来从事公共事务或公民运动的趋势。早在1990年左右，由于网际网路崛起，其所创造的虚拟社群正影响着社会大众，人们运用网路更容易远距离直接互动与沟通等，此时已有不少人提议，要利用网路让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甚至作为政府决策的辅助工具，甚至许多人相信，串连全球的网际网路技术，更容易实现直接民主的理想，能让公民绕过代议政治的形式，直接近身参与民主与公共事务。
近年，行动装置普及和各式软体力的崛起，更开启了新的公民参与形式，早期公民社群如非营利组织透过即时通讯软体如MSN、部落格等传递与散布讯息，以组织民众上街头直接表达诉求，如今则是公民运用写程式、将政府资料视觉化、建立公民参与平台等来进行公民参与并试图改造政府。
随着科技与技术工具的发达，公民科技早已在世界形成一股趋势，各国政府着手强化民间参与的力量，例如英国政府早在2007年就提倡开放政府资料，强调政府需要提供大量资讯来保护公众利益与维护弱势族群，且以使用者的需求为导向。
美国总统欧巴马于2009年上任后也提出了开放政府政策（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强调政府应具备透明性、公众参与和协同合作三个面向，且公民能够自由地运用政府开放资料是国家重要的资产，而民众可以迅速了解政府运作资讯则是政府承诺更有效率与公开透明的关键。
全球公民参与风起云涌的过程中，科技一直扮演着多元且重要的角色，「科技如同网路参与平台Decide Madrid，让各种可能的参与得以发生。」，马德里市议会公民参与计画的主持人Miguel Arana Catania说，Decide Madrid秉持着开源开放精神，把公民参与的网路平台推行到其它资源短缺的城市，散布公民参政的理念，而能够快速散布这些共享的知识的关键就是公民科技，「大量接触民众与让大家同时参与讨论，没有科技做不到这些」。
国家发展委员会资讯管理处处长简宏伟也认为，科技如同加速器，加速扩散讯息传布的速度，例如，过往政府举办实体会议时，参与者顶多上千人，但是，如今透过网路直播，观看的人次可以一下子达到数万人之谱。也就是透过科技，可以加速资讯传布的速度与扩张讯息散布的範围。
公民科技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概念，各界对此也有诸多想像，纽约大学传播科技媒体教授Clay Shirky认为，公民科技最广泛的意义为用来促进公共利益与公民参与的科技，并更进一步取代政府来创造公共价值。英国公民科技社群mySociety创办人Tom Steinberg则认为公民科技能够刺激公民参与、扩大与强化社群发展与提高政府效率。
全世界的公民科技社群如MySociety、Code for America等，也持续性要求政府将资料开放出来，以降低民众监督政府的门槛，而这些组织由跨领域的公民组成，并以开源协作方式运作，透过成立了线上平台与举办多场研讨会，来促使政府开放资料供公民监督与应用。
国际社群解放政府内部资料，降低公民参与门槛
救灾成了公民利用科技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着力点。例如在台湾，有许多公民在灾难期间快速建立资讯整合平台来协助救灾，以弥补政府资讯整合与散布缓慢等的问题，台湾早在2008年发生八八风灾发生时，网友第一次大规模地利用公民科技来协助救灾，包括多位网友快速利用Google Map製作了「莫拉克颱风灾情地图」，让受灾者亲友可以即时了解灾区情况，也有网友製作了「莫拉克颱风灾情资讯平台」，整合了物资需求、寻人、捐赠资讯与物资运送等资讯，让受灾者可以发布求救讯息等，另外也有民众透过Plurk资讯墙，发布各项灾情相关讯息。
不只在台湾，去年尼泊尔发生大地震时，公民科技社群也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Kathmandu）公民科技社群Kathmandu Living Labs也透过绘製开放街图（OpenStreetMap）协助救难队于偏远地区救灾，他们透过和人道开放街图小组（Humanitarian OpenStreetMap Team，HOT）合作，透过「群众外包」方式，连结超过4,000位国际和本地更多的地图绘图者，提供救难队在偏远? 地区更详尽的线上地图，以协助救难队能快速的掌握灾区的地理资讯。
? 除了救灾之外，以视觉化方式揭露政府预算、民意代表政商往来关係等来降低公民监督政府的门槛，也是公民科技社群重要的贡献之一，如国际透明组织立立陶宛分会利用政府开放资料，来打造资讯平台，如建立议会公开平台，追蹤议员参与法案投票的比率、参与讨论次数与提出法案的成功率，另外也成立了「乔治的帽子」平台，透过视觉化图表来揭露政治人物之间的利害关係与个人资讯，如现有资产与犯罪记录等。
公民科技应用範畴不仅是针对单一国家的预算揭露，法国公民科技社群Voxe.org甚至建立了跨国政见平台，让公民可以比较各候选人政见，如现在美国正如火如荼地举行总统大选，而此平台会呈现出希拉蕊和川普在各个领域上的政见，如社会、经济议题等，以作为投票的参考，因为Voxe.org创立者Charlotte Richard认为，「如果想要让更多人参与政治，就必须给他们更简单的工具。」
最特别的是，Voxe.org还将此平台发展成一门生意，目前也有许多私人企业使用Voxe作为内部管理工具，用户规模已经横跨18个国家，拥有370万名用户。
公民成为一门生意在国外已行之有年，如美国OpenGov成立于2012年，此公司透过资料视觉化技术，协助政府做视觉化的财务报表等，目前已拥有超过1,000个政府单位。另一家公民软体（Civic Software）公司Accela，则提供政府资讯平台，协助政府蒐集民意与强化和公民之间的连结。
西班牙进入政治体制改造政府
公民科技社群原先在政府外部透过分析政府开放资料来监督政府，到近年进入政府体制内，其中最激励人心的当属西班牙新兴政党Podemos。此政党崛起的关键为2011年西班牙爆发15-M愤怒者运动，由于政党政治腐败只有两党轮流执政且青年失业率极高，数十万人上街要求真民主。
在此波大规模社会运动之后，民众开始认真关心公共事务，如房屋减税等，但是政府拒绝倾听与沟通，Podemos在政府不支持的状况下，决定于2014年组党，在西班牙语里Podemos的意思是「我们可以（We Can）」，道出民众对政策说不的心声，在政党成立四个月后旋即拿下了8%选票，西班牙54席中的5个席次，透过议员直接进入国会以传递公民信念。
此党以去中心化组织结构，实践从下而上的直接民主，透过网路参与平台Decide Madrid，让所有的民众可以自主提案，提案在一年内取得超过2%选民支持，就可以直接开启讨论与提案程序，另外，他们也在网路上公开所有的财政支出，与透过群众募资来筹措政党营运经费。
而科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马德里市议会公民参与计画主持人Migual Arana Catania说，科技让大量接触与参与成为可能，透过公民参与网路平台让就算资源缺乏的地区，也可以上网提案跨越政治高墙，而这一切没有科技是做不到的。
台湾公民科技社群蓬勃发展因素
和全世界蓬勃的公民社群相比，台湾零时政府（g0v）被英国开放政府组织My Society共同创办人Tom Steinberg誉为全球最活跃的开放政府组织之一。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一位研究公民骇客和新闻学的博士生Stefan Baack，写了一支分析程式来统计全球最大开源专案代管平台GitHub上与公民科技相关的计画，并画出这些专案参与开发成员间的关係网络图（Follower Network），他意外地发现，台湾g0v社群规模，不亚于美国公民科技社群Code for America和英国Open Knowledge，是全球三大公民科技社群。
如同台湾的民主一样，g0v如此蓬勃并非是从天而降的成果，而是汇聚了许许多多的时空因素，同时也有一批成熟的「数位原住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究竟是什幺样的时空因素造就台湾的公民科技文化，其中重要关键之一就是台湾自由软体文化的力量，其隐含的开放与共同协作精神，正是台湾公民科技社群得以维繫的关键之一。
例如台湾COSCUP开源人年会，自2006年至今已经举办了近十年，其由开放原始码社群所推动，目的在于连结自由软体的参与者与推广者等，而且也邀请了许多学生发表自造软体专案，以提升台湾自由软体的风气。
而在众多开源活动中提供幕后支援，如赞助经费与场地等就是中央研究院自由软体铸造场，其为推动台湾自由软体风气重要的推手之一，不但为台湾许多开源社群成立之初提供经费与人才的即时协助，并支援开发自由软体时所需要的法律授权参考资讯、相关研究报告等，另外，也协助了台湾许多开源社群举办研讨会，且提供了场地与活动赞助金，包括g0v黑客松、COSCUP开源人年会。
DSP智库驱动知识长谢宗震指出，过往中研院不但许多老师都相当支持公民参与，而且很多具备技术能力的工程师都是在中研院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中研院不光大力支援开源活动，更是开源界人才的摇篮。而自由软体运动多年来发展出的成果与人才也成为台湾公民科技社群发展的基础。
零时政府于今年5月14日至15日举办第二届零时政府年会（G0v.tw Summit）以公民科技为主轴，甚至连当时的行政院长张善政都出席，吸引约800人参与，讲者遍及15国，包含美国、加拿大、智利、英国、德国、法国、立陶宛等，甚至日本参加者回国后的分享还引起广泛的讨论。
数位原住民出现，带动公民科技兴起
台北市政府资讯局局长李维斌则点出，加速公民科技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是数位原住民世代的出现。台湾在数位科技发展与网路基础建设越来越成熟的情况下，许多年轻人都从小就开始使用科技产品。
对于数位原住民来说，科技就是生活的一部份，习惯于多工处理事情，并且希望用即时回应与共同互动的协作方式，且在手机、平板与电脑等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而数位原住民涉入公共事务的原因除了责任感之外，还加上了成就感，开放文化基金会副执行长吴铭轩解释，在g0v中，促使很多人凝聚在一起的主要动力就是成就感。
群众外包化身闯关游戏，24小时内辨识30万笔政治献金资料
2014年，台湾公民科技社群第一次大规模透过了群众外包方式，在24小时之内旋即辨识完成立委政治献金三十多万笔资料，以将政治献金数位化。
过往，人们想要知道政治人物收了多少政治献金，只能到监察院用影印机将每一位候选人的政治献金档案列印出来，不过根据监察院制订的查阅办法，要申请查阅政治献金资料，要先填申请书，并亲自持身分证才能查阅，而且每两小时收费20元，禁止拍照以电子档携出，也就是说，想要携出资料，只能一页页影印。
不过，为了要让大众更方便查询政治人物收了多少政治献金，必须先将这些资料转换成数位资料。于是，先有一群热血公民组成「监察院调查兵团」进入监察院，将政治献金会计报告书一页一页影印出来，上传到免费云端存空间。再透过会写程式的工程师透过辨识软体，将每一格文字辨识出来，并将影像档分割成一小格一小格，写好输入介面，利用图形辨识系统Google reCAPTCHA，也就是透过「宅宅文字辨识」（Otaku Character Recognition）技术，方便其他民众将原先的影像转成数位资料。
在纸本资料数位化后，则再由网页设计师设计了「你今天监察院了没」的网站，以游戏闯关的方式，显示文字图档尚未辨识完成的数量，吸引了各式各样想要小试身手的民众，其中也包括不会写程式的人一同参与。
而在乡民进行文字辨识的同时，其实社群参与者也制订了一系列的行动规定，才能让一群人能够同一时间快速行动，例如看到「浮水印」视为空白、若金额显示3,000时需加上半形逗点、发现错字或异体字时需忠于原版本、身分证或地址等个资马赛克「***」，用「半形米字号」代替，格线切错、无法辨识，要打上「?」半型问号，或到粉丝页留言回报等。
此专案上线24小时内，就辨识完成2,637份文件，共309,666 格文字辨识，而且已蒐集到马英九、吴育昇、张庆忠、颜清标、丁守中等人的会计报告书图档，此次成果更成功显示了网路协作的力量。吴铭轩表示，这个例子透露出，公民科技可以「扩张人民解决问题的想像」。
这个由g0v参与者发起的政治献金专案，以游戏闯关方式吸引了很大一部分的网友加入图像辨识之列，他们也倾向于透过去中心化的网络系统，以科技进行共同协作与维繫彼此之间的关係。李维斌说，如太阳花学运发生时，当数位原住民累积不满的情绪到一定的程度，并找到矛盾的出口时，动员力就会变得相当快速，甚至政府也不敢忽视此力量。
简宏伟也认为，对于数位原住民来说，科技如同水与空气一般的存在，不过，对于上一代数位移民来说，从旧世界转移到新世界会有调适方面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说，必须做的就是努力跟上这一波趋势，积极开放资料促进公民参与，「因为这已经是一波不可逆的趋势」。
2014年台湾公民科技社群来说公民科技社群是第一次大规模透过群众外包方式，在24小时内旋即辨识完成立委政治献金三十多万笔资料，以将政治献金数位化。
开放资料为公民科技发展的沃土
此外，儘管台湾已经有一群热血工程师捲起袖子来参与公共事务，但如果没有政府开放资料，如同种子没有土壤。而政府开放资料正是促进公民参与的第一步，蔡玉玲认为，开放资料为公民参与的沃土，而政治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副教授萧乃沂则进一步指出，政府开放资料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原始资料的证据，供民众检视并进行监督。
2013年4月，台湾中央政府的资料入口网站「data.gov.tw 」成立，开启了大力推动政府开放资料之路。根据英国开放知识基金会（OKFN）公布2015年全球开放资料普查（2015 Global Open Data Index），台湾从2014年的第11名跃升到2015年的第一名，政府整体开放资料的比例达78％。
开源软体多年来发展出的成果与政府逐步开放资料，成为了台湾公民科技社群，如g0v等蓬勃发展的沃土。
而g0v的核心精神正是以开放原始码的精神为基底，以「写程式改变社会」为诉求，来推动政府各种资讯透明化，也就是透过写程式来揭露、整理资讯再呈现给大众，让社会上更多元的人可以藉此做决定，并深入到政治脉络中。
开放资料、资讯透明化正是公民参与的第一步，当政府积极地开放内部的原始资料（Raw Data）后，让民众更确实了解政府运作与社会议题，才能够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再化为参与行动并进一步深化民主。
而g0v以去中心化组织模式，採取分散式协作，除了透过协作式平台讨论之外，也结合了实体聚会定期举办黑客松，而在黑客松中已孕育出各式各样专案，唐凤在vTaiwan虚拟世界研习会中解释，黑客是具备创造力来解决事情的人，而松则为马拉松，参与者一整天完全不休息。另外，黑客松也强调去中心化的特性，正因为一旦中心化，就排除了其他人加入的意愿。
不过，也因为g0v去中心化特性，其中贡献者来去自如，所以也会发生当参与者提出一个专案，但当专案提出者无法继续做下去时，就会将专案以开源的形式开放出来，希望有人接手，但一旦没有人继续下去，就会导致专案无法持续，也就是说，g0v难比较以长期稳定投入人力来维持专案持久度。
而DSP智库驱动知识长谢宗震指出，很多g0v专案提出后，过一阵子就没有人接续下去，原因之一为无法激发其他参与者的共鸣，或者是其他人当时没有时间做下去，「这真的很可惜」他说。
公私伙伴模式成形
台湾于2014年底，公民科技在台湾的发展，出现另外一种新模式，不同于旧有政策讨论平台，或以公听会作为和民众沟通管道的作法，前政务委员蔡玉玲g0v社群合作，共同打造了一个可以让民众和政府官员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政策的vTaiwan专案，称为虚拟世界法规调适交流平台，主要用来讨论虚拟世界相关议题和法规。
在vTaiwan上，政府官员可以和民众共同在网路上讨论，一同制定出了一条又一条在虚拟世界中的法律，目前在vTaiwan上有14项主题，例如为新创打造的闭锁型公司法律、开放网路贩售酒品、开放资料例外收费原则等议题且因此而影响了政府现有法规，根据国发会统计，到2016年3月为止，vTaiwan平台已经开放讨论盘点了271条法规，其中修改（包括新增）了46项法规。
这46条法规正是参与民众、g0v民间社群和公部门官员协力的成果。
开启了台湾公私协力的政策形成与制定透明化过程，在此之前，却只有少数代表可进入政府体制内，多数的民意政府还是听不到，导致效果不彰。蔡玉玲解释，vTaiwan专案的成功，也让来自民间的零时政府和公部门的政府机构成为了伙伴关係。
不过，这种公私协作模式成形模式能否成行，仍旧得看主事者的心态，发起vTaiwan专案的前政务委员蔡玉玲指出，当政府认为网路意见也是政策制订很重要的参考来源，而打开大门和民众平起平坐接纳他们的意见，「这一群想要用键盘改变世界的公民科技社群，也就真正实践了改变世界的理想」。
除了政府敞开心门打开和民间沟通的管道等因素，公民素养也能否实践审议民主重要基础，而审议民主也就是公民经过不断思考并和不同意见的人进行理性沟通，在互相论证之后找出共识。
萧乃沂指出，如今偏向直接民主过程中，民间要政府和理性沟通与讨论政策，就必须要事先阅读相关资料，至少对要讨论的议题具备有基本的了解，才不会轻易地被其他人影响，而缺乏自己的判断。李维斌也强调，公民审议为民众凝聚共识的一环，然而，要达成有效的审议，公民是否具备公民素养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不过，虽然vTaiwan是台湾政府与民间转变成伙伴关係，在网路平台上实现政府与民间以理性沟通达成民主审议的过程，但是，参与者的多元性仍然有其进步空间，例如UberX自用车载客一案，参与讨论的人多来自政府、企业代表与社群参与者等，但是和此法案切身相关的广大的计程车司机们，却只有少数人知道此政策沟通平台，更遑论实际参与为自己的权益发声以影响政府决策，故若是未来能够用更多方式让利益相关者也能够一同参与，也能够纳入更多利益相关民众意见。
而以科技在vTaiwan中扮演的角色来看，蔡玉玲认为，科技的确能协助人民透过网路平台向政府发声的管道，以直接让政策制定者知道。
公民科技的局限
未来，萧乃沂认为，科技不仅可以帮助公民解决问题，甚至「科技本身就是解决方案」，如待分散式认证机制区块链技术成熟后，能应用在网路公民投票上，来解决目前身分认证问题，让投票本身变得更方便，以促进民主参与。
不过，简宏伟指出，「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端看人们如何运用科技」，而吴铭轩进一步指出，公民科技仍有其局限，如在进行公民审议的过程中，一开始在釐清解决问题与提出解决方案时，具体讨论出彼此之间的需求为何与找出共识就是关键，然而，为了达成此目标，最重要的是如何设定题目，线上工具只能够帮助整合意见与釐清意向，却无法代替人问出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重点在于人如何运用科技，而非科技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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