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存在5年，诞生14名中共领导人，是怎样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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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是留法勤工俭学史上的突出事件。旅欧党团组织是在国内建党建团活动影响下，适应勤工俭学活动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留法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活动，使留活动在我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勤工俭学生中的群众组织
大批勤工俭学生到法后，为了寻求真理和工读自救，纷纷成立一些群众组织。有影响的有以下几个：
以蔡和森为首的旅法新民学会会员。他们大多数住在蒙达尼，被称为“蒙达尼派”。
一九二〇年二月成立的工学励进社。发起人是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等人。宗旨是“以工学的精神和方法，谋世界的改造和进步，它要使世界成为工读的世界”。会员三、四十人。
一九二一年春，赵世炎、李立三等人组织的劳学会。后联合“勤工俭学同盟”、“勤工俭学互助团”、“劳人会”、“工学实践团”、组成“勤工俭学学会”。提出“工读、互助、改造社会”三信条，组织会员自救和学习社会主义，有会员七、八十人。
在华工中影响较大的是马志远、袁子贞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发起成立的华工会。该会系由华工会、中华工团、华工公会三个小团体合并而成。当初的目标是争取华工自由。确定的宗旨为“巩固中国工人团结力，扩张中国工人知识范围，增进中国工人物质及精神生活程度”。并自己声称“毫无政党之性质”后因争取“废除合同，自由留法”的斗争受挫，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另外，在一些华工和勤工俭学生较集中的工厂、学校(如克鲁邹工厂，枫丹白露公学)还有不少学生自己成立的组织。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斗争的深入，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工作下，不少组织纷纷转向信仰共产主义。如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召开蒙达尼会议，将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宣布和工读主义决裂，工学励进社于一九二〇年九、十月间召开会议，把宗旨改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式革命”，并改名工学世界社。
华工会也在共产党人帮助下，排除无政府主义的干扰，重整旗鼓，成立了华工总会(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分会发展到六十三处，工余学校三十余处。
各组织纷纷转向革命，为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蒙达尼派”与“勤工派”的统一思想
“二·二八”运动（即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四百多名勤工俭学生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到驻法大使馆请愿的行动）时，勤工俭学生在如何对待工读主义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形成对立的两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一派是以赵世炎、陈公培、李立三为代表的“勤工派”。他们认为“吾人终信勤工俭学具有可能性，果使有工可做，勤俭之人必可储蓄余资，以为他日俭学之用。
即使不能积蓄，则劳动自治，亦足自豪，终胜仰人生活不事生产者”，因此不同意类似“二·二八”运动这样的“直接行动”，而提出：
“我们要做任何种的工作；我们要自行互助；我们要于勤工俭学旗帜下，作坚定的团结。”
另一派是以蔡和森为首的蒙达尼派也被人称为“革命派”。他们认为：
“现今工作如斯难觅，高谈勤工俭学直妄人耳。即使工作勉强可得，亦不过为资本制度下之多添牛马，于改造社会何有?且工余储蓄直欺人之谈，即使能多储蓄，工作数年后，年龄渐衰，头脑简单，尚何能安心从事于读书。”
因此主张通过斗争，求得“生活权、工作权、学习权”。
早期共产主义者为了统一勤工俭学生的思想，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争取教育的工作。如蔡和森针对工学励进社存在的问题，将自己翻译的马列经典著作送给他们学习，找社员个别谈话。
一九二〇年九、十月间工学励进社开会时，蔡和森亲自到会指导，并把他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一文写成大字报，贴在会场四周。他还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引导社员展开热烈的争论，终于使他们改变了工读主义的宗旨，决心呼吁“中华民族的男女学生，打破智识阶级，..做那些农人工人的解放事业。”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通过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教育争取，越来越多的信仰工读主义的勤工俭学生觉醒了。
不但如此，现实也教育了“勤工派”。因为把工读主义当做“救世良方"，本来是一种空想，在现实中必然破产。开始，“勤工派”去做那些一般法国工人都不愿意做的苦工。
一些工厂的资本家利用他们急于找工作的心情，定了严酷的合同，规定“每日扣工资半方到一方，做保险费，三年期满方得发还。半途工人辞退厂主，此款即作为赔偿损失费”，这是怕学生中途退厂，影响他们生产定额的完成。可是到了五、六月，连苦工的位子也不易见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失了业。由于断了经济来源，俭学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
由于“勤工派”的人数迅速减少，对工读主义的信仰也开始动摇。同年六月六日，原来主张勤工的共三百多人集会，提出“将里昂、中比两大学，改建工学院，收容勤工俭学生，函请使馆主持”。这一主张的提出，标志着“勤工派”开始改变方向。
经过“拒款斗争”，“勤工派”的认识更加提高。特别是由于学生参加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法方施加报复，八月二十日，中国领事馆遵照“法外交部的意思"，正式宣告九月中旬停发维持费，继之里大又对勤工俭学生关了大门，法国各学校纷纷下逐客令，这就使勤工俭学生陷入了绝境，进一步打破了“勤工派”的工学主义幻想，使他们认识到：
“勤工俭学……不过是贫苦学生借此学习法国革命思想与谋生技能，准备回国革命之临时办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勤工'，即无异于帮助资本家增加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剥削下，普遍推行“俭学'，更属不可能”，从而加速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前进。
“蒙达尼派”和“勤工派”本是共患难的朋友，目标一致的同志。
“勤工派”在实践中转变了思想，“蒙达尼派”也总结了不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战斗的教训，经双方主动交换意见，消除了分歧，“双方表示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大家都谈马克思主义”。在“进驻里大”的斗争中双方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并在斗争失败的教训中，进一步认清了团结和建立一个统一组织的必要性。
三、中国共产主义旅欧小组
“蒙达尼派”和“勤工派”分歧的消除，一批青年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为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早在一九二〇年下半年，蔡和森等人就有在旅欧学生中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打算。如他给国内毛泽东的信中就说，拟于一九二〇年冬，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色彩”两点一致的基础上，“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但因当时时机不成熟，所以未能实现。
一九二一年二月，根据国内党的发起组意见，成立了巴黎党的组织，有党员五名：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陈公培、刘清扬。这五个人的情况是：
最早到法国的有张申府、陈公培、赵世炎三人。
张申府(菘年)是北京小组成员，原是北京大学讲师，因应聘为里昂中法大学教授，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赴法。
陈公培(吴明)是上海党小组成员，勤工俭学生。据陈一九六一年二月自己回忆，他是一九二〇年八月“在上海参加了组党的第一次筹备会”之后赴法的。
赵世炎在上海人党，系十二届赴法勒工俭学生。一九二〇年五月九日离沪赴法，同年六月十六日到达巴黎。周恩来、刘清扬是在法国被发展入党的。
刘清扬与张申府同船赴法。出国前，她是天津觉悟社成员，后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了新民学会，是当时全国学联负责人之一。到法后，她于一九二一年一、二月间由张申府介绍入党。
周恩来是第十五届浙江俭学生，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离沪赴法。到法后不久，于一九二一年一、二月间，由张申府、刘清扬二人介绍人党。
一九二一年二月，张申府与赵世炎接上了党的关系，标志巴黎党小组的形成。
四、从中国少年共产党到中共旅欧支部
在“进驻里大”前，赵世炎还曾和蔡和森讨论过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而且商讨过团体的名称。蔡和森主张叫“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主张叫“共产主义同盟”，后来又表示“名字不必计较，只希望有这么一个核心组织”，把勤工俭学生“统一地领导起来”，但因“进驻里大"失败，大部分骨干力量被押送回国，组建工作遂告中断。
“进驻里大”后，勤工俭学的斗争高潮已过，人数甚少，一些群众组织因骨干被遣送回国而处于停顿状态。基督教青年会则乘机加紧活动，利用勤工俭学生经济上的困难，大肆拉拢。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给他们指明前进方向，同时为了更有效地争取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中分化出来的优秀分子，巴黎党小组决定，首先筹建旅欧青年团。这一工作由“进驻里大”事件中侥幸脱险的赵世炎负责。
他向旅居德、比、法的同志征求意见，向国内发信询问国内青年团的情况，迅速开始了筹建工作。
一九二一年十月，由赵世炎、周恩来发起，邀集部分团体代表，在巴黎共同商讨了组织“少年中国共产党”事宜，并达成协议。会后，张申府、周恩来、刘伯坚、李维汉分别赴德、比和在法建立和发展“少共”的基层组织。赵世炎继续负责在各地联络。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准备就绪。根据当时汇集的名单人数初步拟定“约三、四十人”(法国二十人，比利时七、八人，德国六、七人)。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在巴黎西郊哥伦布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十八人，会议进行了三天，由赵世炎主持。会上通过了党章、党纲，选举了组织机构。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
“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性质上是团组织，而不是党组织。由于“少共”的申请，在国内党团组织指示下，一九二二年冬，参加“少共”的中共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一九二四年前一直未公开)。张申府任书记。支部下设小组，赵世炎为法国组负责人。同时，“少共”中够党员条件的转为正式党员。
为了同国内党团组织在名称上取得一致，根据中共中央和团中央来信中关于将“少共”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指示(此信从莫斯科转来，周恩来等人一九二三年一月才接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少共”改名。会上还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新团章。
新的章程规定，团员必须：
“A、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B、承认木团纲领及章程。C、绝对不信奉宗教不属于任何宗教性质之团体。D、得团员二人介绍与担保及执行委员会之通过。”
旅欧共青团的领导机构为执行委员会，设书记一人，委员五人，候补委员三人。执行委员会下设书记部、负责日常工作。还设有共产主义研究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华工运动委员会和出版委员会。在这次临时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当选为书记。
当时党团组织机关是合一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团组织半公开，党组织是秘密的。总部设在巴黎南部意大利广场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一家旅馆内。地方有三个团员以上的设地方会。党团组织刚成立时有党团员三十几人，一九二三年二月增加到七十二人，一九二四年发展到二百多人。
一九二四年八月，周恩来奉调回国，旅欧支部由李富春、傅钟、邓小平等人负责，党团员发展到三百多人，并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一九二五年末，旅欧支部成员大部分回国或赴俄学习，旅欧支部工作随之基本结束。
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华工和勤工俭学生有了领导核心，从使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反帝反封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五、国民党旅欧支部
旅欧党团组织成立后，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旅欧党团组织在法国协助国民党建立起旅欧支部，并与之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这项工作是在旅欧共青团的名义下进行的。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二三年三月，国共双方代表在巴黎举行了协商会议，讨论旅欧共青团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问题。同年六月十六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里昂，同国民党旅欧支部筹组人继续会谈，双方达成协议，决定旅欧党团组织八十余名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等参加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工作。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里昂召开了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有五名旅欧党团组织的同志被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领导成员。其中周恩来担任执行部总务主任(即秘书长)，李富春任宣传主任。这标志旅欧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一九二四年二月，国民党巴黎通讯社成立，聂荣臻任社长。
一九二四年六月，国民党旅欧支部改为旅欧总支部。在总支部执行部长王京歧返国期间，周恩来代理其职务。实际上，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旅欧总支部负责人是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其核心力量是旅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左派。
旅欧统一战线早于国内统一战线几个月实现，这就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分子和国家主义派极力反对，百般阻挠破坏。周恩来等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还发表一系列文章，阐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阐明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统一战线建立后，为改造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的纯洁，周恩来也做了大量工作。他针对国共合作的新形势，提出三项任务：
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实中国的必要性及共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了旅法华人中具有革命精神的分子；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
鉴于国民党党务不振，他着重指出：
“一些国民党员，虽然登记党籍，但都不负责任，此类人实占我党最大多数。不唯普通党员具有这一弊病，，即使……党内知名人士也是如此。用着党时，自称老同志，不用时则专会反对党的会议，甚至跟着别人作落井下石之举，实为可悲，不能不承认党存在着隐患”，切中国民党的时弊。
旅欧党团组织要求国民党：
“一、今后在政治活动上，应该永远不和任何军阀、任何帝国主义合作；二、国民党从前集全力于军事行动，是很失计于国民运动的，今后宜努力向民众做政治宣传，特别是不宜忽略了一支可靠的劳动力量；三、国民党在国际间活动，宜时时注意于弱小民族间的联系，而劳农国的苏联更宜特与接近”。对改造在法的国民党，起了很大作用。
旅欧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进一步增强了旅欧华人的团结，壮大了革命声势，使旅法华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出现了新局面。
六、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把旅法华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新阶段。先后领导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企图“共管"中国铁路、反对“金法郎案”和声援国内五册运动等重大斗争。
一九二三年五月，英、美、日等国武官团搭乘的列车在山东临城附近遭到土匪袭击。他们便借口“临城事件”，声言中国土匪猖獗，政府无能，铁路治安不好，要求“共管”中国铁路。
不仅要“共管*临城所在的津浦路，而且要“共管”京奉、京汉、京绥等线。这是帝国主义企图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罪恶行径。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旅欧党团组织于七月十五日联合旅法二十二个团体，召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大会，并成立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周恩来是这场斗争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他以《少年》杂志社的代表身份参加了联合会，并亲自起草了《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揭露了帝国主义企图“共管”中国铁路的险恶用心和反动军阀的卖国行径。在国内外广大爱国群众共同斗争下，帝国主义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一九二二年，法国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秘密协议，法国以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要中国以金法郎(即法郎，当时法郎纸币贬值，金法郎实际并不存在)偿付对法庚子赔款，使中国多付关银六千二百余万两。消息传出，举国反对。法政府又联合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要求四国庚款都以金法郎计算，并统治英美等国，扣留关税余额，以胁迫中国政府。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皖系军阀徐树铮奉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之命抵法，与法国政府磋商金法郎一案，旅欧共青团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为徐树铮来法告旅欧华人》一文，揭露了徐来法的诡密使命及金法郎案的罪恶行径，并号召旅法华人“竭力反对"。十二月三十一日《赤光社》等二十五个团体联合召开代表大会，“发表宣言，一致主张反对，并议决了种种对付办法”，打击了内外反动派的气焰。
一九二五年六月，“五卅惨案”的噩耗传到欧洲，旅法华人极为愤慨。六月七日，在巴黎布朗基街九十四号召开了旅法华人大会，到会者极众，纷纷发言，一致呼吁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声援中国工人、学生，商人的反帝斗争。
当晚、《赤光》社、旅法华工总会、国民党旅欧总支部等二十八个团体再次召开会议，组成了“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议决六月十四日下午举行示威游行。六月十四日，八百名左右旅法华人在巴黎格勒乃街会场集合，准备举行示威游行，竟遭到法国武装警察蛮横禁阻，并捕去散发传单者九人。
六月二十一日，爱国群众二千余人乘车前往中国驻法公使馆，历数陈箓七大罪状并向他提出三项要求：
“一、对上海方面去电于工人、学生、商人，对此运动应坚持到底；二、对法报界及欧洲应发宣言，说明此运动非排外，实英日等国所造成；三、对英日等国应严重抗议，并对法政府请撤去在华军舰，及在巴黎华人有集会结社出版示威之自由权”，陈篆在压力下当即签字认可。
六月二十二日，一百多名法国警察对巴黎，比昂古等地的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居住区进行了包围搜查，传讯了比昂古一带一百八十名华人，并从他们住处搜去了《赤光》、《工人月报》等进步刊物。由于青年党头目何鲁之等人向法国当局告密，使二十多名共产党人遭到逮捕，暴露了国家主义派的走狗嘴脸。通过这场斗争，广大革命青年更加认清了内外反动派的嘴脸，更坚定地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道路。
旅法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经过艰苦的探求，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建立了旅欧党团组织，并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斗争中成长起来。它把旅法华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了新阶段，它不仅从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以自己的光辉斗争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都做出了贡献。它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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