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图)
社会政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产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载体。它从解决贫困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问题出发，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王思斌，2019）。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民生福祉，聚焦“三农”问题，通过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解决农村贫困和发展问题，致力于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和福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落实政府”
与城市社会政策相比，我国农村社会政策起步较晚，在财政投入和福利水平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使得国家对农村社会政策的投入相对较小，农村社会政策严重缺位，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的特点。边缘化特征（韩阳迪，张瑞凯，2010），农民主要依靠五保供养制度提供村集体内部的互助。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强，政府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开始更加注重社会发展，社会政策显着扩大。取消农业税，生产生活补贴惠农，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社会政策体系初步形成，但保障水平和覆盖面还很低，城乡差距十分明显（霍轩等，2019；杨穗等，2013）。同时，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方财政支出水平、中央财政补贴等方面的差异，农村内部的社会政策和福利也存在较大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略的推动下，农村社会政策不仅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管新平，2017） . 一方面，政府注重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缩小城乡福利差距；振兴战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基础。到2020年底，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按照现行标准，98。99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832个贫困县脱贫摘帽，12.8万个贫困村挂牌。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消除绝对贫困。艰巨任务已经完成，中国脱贫攻坚创造了人间奇迹③。
中国政府继续加大社会政策财政补贴力度，缩小城乡差距。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013年的2.81下降到2020年的2.56④。但是，城乡社会政策发展仍然不平衡。福利水平制约着社会政策在促进收入再分配和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2020年，农村收入最高的20%家庭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仍然高达8.23⑤。同时2013年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围绕精准扶贫的各项福利政策提高了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但由于这些政策针对的是贫困户或低收入户，贫困群体与一般群体之间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岳经纶、方克，2020），农村低收入人口仍面临返贫和加剧贫困的风险。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我国农村社会政策创新发展面临更多挑战和更高要求。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2013 年至 2018 年的农村社会政策？不同群体和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收入有何差异？农村社会政策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农村贫富差距的作用？农村社会政策带来的社会福利对收入差距有“累进”还是“累退”的调节作用？农村社会福利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相对贫困？
随着2002年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显着扩张到2013年以来的优化发展，农村社会政策研究的学术性和规范性有所提升，但对农村社会政策实施效果的宏观把握仍缺乏实证研究。政策。本文利用最新的中国家庭收入工程（CHIP）数据，分析评估农村社会政策对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收入的影响，以及农村社会政策的收入再分配和减贫效果，以期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为新发展阶段农村社会政策改革创新提供有益思路。
本文其余部分的内容组织如下。第二部分是农村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及相关政策评述。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分析了农村社会福利水平和结构的变化。福利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及相关政策回顾
(1)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
社会政策是在解决欧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背景下产生的。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阿德尔夫·瓦格纳将其定义为：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调节财产和劳动收入分配的国家政策不平等（白秀雄，1981；杨团，2002）。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不同，各国学者试图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社会政策及其实际效果。在中国，由于发展型社会政策更符合中国的社会政策思想（李培林等，2004；王思斌，2007）2013年城乡收入差距，学者们大多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角度研究农村社会政策。发展性社会政策最早由美国社会政策学者詹姆斯·米奇利提出。该理论强调“社会发展”，主张通过政府或集体有计划的、动态的社会政策来协调经济发展目标，结合社会发展的动态目标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从而合理解释社会福利的再分配功能（詹姆斯·米奇利，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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