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日本对于精神障碍犯罪者的处遇难题
3月28日内湖发生女童遭随机杀害事件后，有多起疑似精神障碍者被强制精神鉴定的案例，引发人权侵害的争议。如何在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间取得平衡，可从邻国日本的案例，得知其困难。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1900年，制订《精神病者监护法》，对于精神障碍者于私宅监禁与隔离赋予正当化的基础。在此阶段，对于这类病患的监护，乃是以家族责任为核心，国家并不介入。但到了大正时期，1919年，由于私宅监禁频生问题，故制订《精神病院法》，逐渐将精神疾病者的照护，转由专门的医院与人员来负责。
二战之后，1950年，又废止《精神病者监护法》及《精神病院法》，另订《精神卫生法》以代之（此名称后来也为我国所沿用），把精神疾病者的健康维持，转向由都道府县政府来负责；尤其是针对有自伤或他伤之虞者，不仅有强制入院的程序，所有费用也由国家负担。从此日本对于精神疾病者的照顾，完全走向国家责任主义。
1984年，宇都宫病院发生两名患者杀害医护人员的事件。由于事件起因，和医院对精神疾病者的强制劳动与暴力有关，引发国际人权委员会介入调查，并做出日本必须全面检讨《精神卫生法》的建议。也因此，1987年，国会又将《精神卫生法》改名为《精神保健福祉法》，对于强制入院采取更严格的规定，包括必须由“精神医疗审查会”审查入院、处遇与出院的程序是否妥当；而针对遭强制住院者的通信、接见权等，也做了详尽保障，若有不服，得向“精神医疗审查会”请求救济。凡此种种，正象徵国家是以保护者、而非惩罚者的角色，来介入精神疾病者的照顾。
不过，法律面虽然如此规範，总有现实面的执行落差。2001年6月8日，一名无业男子宅间守闯入日本大阪府池田国小，持刀杀害8名儿童，并造成15人受伤。这起疯狂砍杀事件，引起日本社会极大震惊。由于行为人手段冷血与凶残，容易与“精神异常”划上等号，因此本案从侦查到审判过程，被告皆受精神鉴定，以调查其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
鉴定结果，显示被告确实有被害妄想与强迫症等精神疾病，且经核磁共振扫瞄脑部，也发现被告的中脑左侧有病变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鉴定报告认为这些精神障碍，并不会影响是非辨识及行为控制的能力；加上法院认为被告有以诈病来规避死刑的嫌疑，故最终仍认定不符合日本刑法第39条，即心神丧失不罚或精神耗弱得减的情形，而处以极刑，全案于2003年确定。
但这一事件并未因判决确定而落幕。因为从宅间守的背景资料发现，他不仅有精神病史，且曾多次出入精神病院，更曾因涉及强制性交与贩毒案件，而被诊断有精神分裂症。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池田事件前三个月，宅间守因犯伤害罪，在侦查中经鉴定为心神丧失而受不起诉处分，但须依《精神保健福祉法》强制入院治疗，却在出院后不久，又犯下如此严重罪行。由于日本刑法并没有像我国刑法87条的监护处分（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令入相当处所施以监护，属于保安处分），因此让各界质疑刑事司法在面对精神障碍犯罪者的束手无策，迫使日本国会于2003年通过《精神医疗观察法》，强调对精神障碍触法者病状的矫治及社会的复归，以杜绝惨剧的再次发生。
然而到了2008年3月，茨城县的荒川沖车站又发生男子持刀滥砍造成1死7伤的事件。不久，同年6月8日，在东京着名的电子街，即秋叶原的街道，一名凶手先以手机简讯发出犯罪预告，随即以车子冲撞行人并持刀砍死7人、伤害10人。虽然两起惨剧的被告，都以心神丧失或精神耗弱为抗辩，但经精神鉴定后，仍认为有完全责任能力而判处死刑，却让日本修法管制刀械的生产、买卖与进口，并对网路的言论进行较为严格的监控。
从日本对精神疾病者处遇的立法与修法过程来看，正反映社会防卫与人权保障间难以平衡的现实。日本如此，我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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