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金桂：上帝召唤出的近代科学大爆炸

2015-12-24 14:00:18 | 来源：新浪微博 | 投稿：飞鸟ROGER | 编辑：小柯

原标题：卫金桂：上帝召唤出的近代科学大爆炸

读过书的中国人几乎都经受过一个困惑，或曰一种疑问，一个对牛顿的批评与不解：那幺伟大的科学家为何相信上帝是万物的初始推手，而不轻而易举地如我们所深信不疑的唯物论、无神论、万有引力去解释宇宙？而且牛顿本人在有了那幺多科学上的巨大发现后，竟然不认为那是他的功绩，而是认为上帝早就知道这些。诚如诗人亚历山大.波普为牛顿写的墓志铭：“自然与自然的定律，都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来吧！’于是，一切变为光明。”应当说，没有比这个诠释更能说明牛顿的贡献与他对上帝的理解与认识了。牛顿个人对他自己的定位就是上帝的小办事员，而且是极其被动虔诚的那种。
确实，没有比科学家更能够感受到世界的不可思议和神奇。

早期的科学家都是自然哲学家，他们不像现在诸多专业分工很细的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验证一种结果；在车间里制造某个物件；合成某种东西。他们思考的，是关于宇宙万物的原理和规律。浩如烟海的星体为什幺会有条不紊转动而极少撞击？雨雪为什幺朝地上降落而不是朝同样有引力的别的星球飞逝？动物的语言、斑纹、形状为何有那幺多种类和区别？微观层面的物质结构为何如此严密和成分复杂？如此等等，都无法用机械、单一的理由说得清楚。于是，科学家们相信只有超自然的力量、即上帝和造物主有这个能力。可见，科学不会让他们怀疑上帝，而是更加相信和皈依上帝，因为只有科学家才能见识更神秘更微观多样而且不可思议的现象。

中世纪后期的科学家伽利略，就是非常突出的转型性人物。

在他看来，充满虚假教义和注重亚里斯多德的纯逻辑推理的经院哲学，根本不能解释上帝和造物主的超常能力，因为经院哲学的教义根本无法反映和解释多彩的大千世界里各种美妙，教会也就没有资格和能力为上帝代言、中介。他自制望远镜将其抬到广场上，就是想看见远处的上帝，奉献其殷勤，表现他侍奉造物主的诚意及努力，而不是后来被人津津乐道的纯科学行为。宗教裁判所认为这种异端行为侵害了他们的权力和范围而予以各种阻挠与破坏，但伽利略及后来殉道的科学家们都是上帝的忠诚信徒，他们叛逆的是虚伪贪腐的教会。他们既是科学的殉道者，也是上帝供桌上的牺牲。

但总体上说，意大利、西班牙的文艺复兴运动对天主教会进行的猛烈冲击，主要在人文主义和艺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自然科学的突出贡献还限于几个杰出的科学家那里，没有形成社会性运动。

相比之下，与文艺复兴同时进行的欧洲北部的宗教改革，在近代科学成为广泛的世界运动、以及学术重点由经院哲学的繁琐逻辑到近代科学以实验、实用、实证的转移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虽然宗教改革的领袖包括马丁路德同样反对自然科学，但他们倡导的这场社会运动却直接导致了新教徒中的各派对科学的追随和信仰。

比如，追随加尔文教的新教徒认为《圣经》才是唯一最高权威，任何教会或个人都不能成为传统权威的解释者和维护者。这种越过教会“直接面对上帝”的思想转换，导致了经院哲学价值体系的崩溃。如何讨得上帝的欢心以证明自己不仅是上帝的选民，而且死后可以升入天堂，成为教徒的追求和价值观，也逐渐成了欧洲的主流文化观。

研究经院哲学也不受到赞许，因为这种哲学充满着虚假的教义，它们看起来会引导人们远离而不是接近上帝。英国的清教徒创办了好几所“反国教学院”，公开宣称以科学研究为重点。这些学院有一个共同特点：亚里斯多德和经院哲学家们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被格拉维山德、罗豪尔特、伽桑迪、牛顿和洛克等现代人的论文所取代。这种由遵从教会到讨好上帝的价值观的转变，成了宗教改革后欧洲科学大爆炸的直接动力。

如何能够更精致更高规格地说明上帝和造物主的万能与高超以讨上帝的欢心？科学无疑是利器。诚如着名科学史学者罗伯特.默顿.金所言：清教徒们“差不多把下述看法视若不证自明：即科学不是被用来废除上帝，而是提供了一种手段，用来歌颂上帝的大智大慧以及它所创造的宇宙的井井有条。”然而，科学的思维和技能都需要不断积累和钻研，以及举一反三、归纳概括演绎的能力，尤其微观领域和天体范围的现象，没有科学实验和精密仪器以及物理、数学知识，根本无法观察，也就限制了歌颂上帝的资料、范围和程度，于是专研科学便成为了普遍的自觉行动。

讨好上帝，必须得服从和践行上帝的价值观，而不是杵逆它。

经过宗教改革启蒙的人们认为，教会不能决定谁上天堂谁下地狱，上帝才是最终的决定者，所以必须按上帝的价值观行事。上帝认为人生来就有原罪，因此每个人都需要赎罪。如何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是衡量个人赎罪的程度和态度、决定其是否死后能上天堂的标杆。清教徒认为“公益服务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上帝的遴选靠“善行”来证明，善行是皈依状态的外在表现。行善需要参与世事，而不是逃避世事跑到修道院里躲起来。善行还被理解为现世的业绩。对于公共交通、医疗、福利、教育等能做出最大贡献的，无疑是科学，所以钻研科学贡献于这些领域就是善行。理解了这种功利主义，就理解了诸多清教徒为了科学拼命的内在动力。

科学需要艰辛的付出和道德自律，理性就成为必要条件。

关于这一点，教徒们也在上帝那里找到了根据。虔诚的清教徒巴克斯特说：“信仰并非无理性之行为，上帝要求你们相信的，就是你们对于那些说明为什幺应该相信的理由的理解，唯此而已；上帝在灌输信仰时，的确以理性为前提，并且在运行信仰时，运用理性。那些信仰而不知为何要信仰，或不知道保证其信仰的充分理由的人，才真正对信仰具有一种幻觉、或印象、或梦幻。”他们还认为：人被上帝所选中而拥有理性，理性使人区别于原野上的走兽。”理性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约束、控制那作为“罪薮之首”的欲望，即色欲、肉欲情欲。个人刻苦勤奋地劳动，就必然意味着少有闲暇和自由去屈服于“在上帝眼里是那幺可憎可恶但又包围着我们的、五花八门的诱惑。必须把时间完全用于恪尽职守、一时一刻也不应被滥用。不要多睡贪玩，因为这是肉欲的信号。”这正是献身科学所必须的。在有统一国教的区域，这种价值观很快从宗教领域扩展到了世俗领域，成为普适性的自律标准。

钻研科学、倡扬理性以讨好上帝的功利追求在欧洲社会的普及，迅速渗透到了国民教育领域，它提升了科学质量和科学家数量的突飞猛进，并随着清教徒向北美的逃亡和全球性的传教运动扩散。最早接受传教士的地区成为近代科学最先生根开花的园地。在他们眼里，这不是侵略也不是拿新成果讨好土着和当权者，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即通过科普造福当地，以此积累个人功业，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且死后可以进入天堂。

【转自凤凰博报卫金桂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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