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名师】：“种树的男人”周其星
他是家长和孩子口里的 “星星老师”，是传说中的 “深圳星星”。
他是教育的理想主义者，他放弃做独立教师，向体制内无数教师发问： 身为这个时代的教师，在自己的教室里可以有何作为？
他又是理想教育的践行者，从 2006年致力于儿童阅读推广开始，他的” 三叶草故事家族 “从深圳出发，影响遍及全国十多个城市，四十多个社区，几十万家长。“彩色的阅读教室” 也在无数学校开花，在偏远的山区开花。
他四处做公益讲座，开工作坊，他自问： 烛照之光，可以辐射多远？
他说， 每一位教师都应该有 “阅读教师” 的身份自觉， 推动教室里 “静悄悄的革命”， 从体制内寻求突围。
这是应有的担当，也是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文_周春伦
引子
在大连，刚过去的暑期里的一天，56位妈妈和线上的500位家长在共同等待着一个人。
这一天，当周其星准时走进约定的工作坊，一片温柔又美丽的歌声突如其来： “星星来了，星星来了，我们大家欢迎你，我们爱你……”
一时间，他仿佛一个害羞的大男孩，悄悄躲到一边，内心却五味杂陈。
时光倒回到2007年夏天，深圳童书会刚刚成立，成员总共十余人。周其星和两位故事妈妈正在为名字的问题冥思苦想。
其中一位妈妈有一个5岁的小女儿。这天晚上，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她提醒在屋外玩耍的孩子早点休息。小女孩儿没有理会，而是蹲下身，指着近旁的一株小草，用稚嫩的童声说：“你看，它都还没睡呢。”顺着孩子小手指着的方向，这位妈妈看到一株平日里未曾留意的漂亮小草：三片叶子呈心形，其中两片微微合拢，另一片舒适地伸展开——实际上，孩子口中这棵 “没有睡觉” 的小草，正是常见的三叶草。
后来，这“三叶草” 就成了童书会的名字。三颗心分别代表童心、爱心和慧心。
再后来，越来越多的故事妈妈、故事爸爸、故事姥姥陆续加入。于是，在台湾方素珍老师的提议下，“童书会” 改叫 “故事家族” 。
至今，“三叶草故事家族” 已经走出深圳，走向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提及儿童阅读，必然提及深圳，提及 “三叶草”，提及 “深圳星星” 。
也正因为如此，周其星与其他体制内名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他们的影响力通常在教师圈，而周其星的影响力在不以地域为限的家长群。
深圳，这个城市对周其星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一座城市，一个草根梦
深秋，几场寒凉的秋雨下过，北方城市已然一夜入冬，深圳却依旧温暖潮湿。 2015年是周其星来这里的第9年， 他似乎已经完全融入这所充满现代元素的南方城市。
这天，有朋友专程从杭州来看望，虽然素未谋面，但因为儿童阅读的缘故，两人已相互熟知。周其星显得很高兴。他常说，有朋自远方来，是莫大的快乐。
他的朋友圈子很广泛，分散在各行各业。有几个书吧和咖啡吧是他常去的地方，有朋友来，大家就聚在一起，喝茶聊天，天南地北。
这9年里，曾有不少机会，他被允诺各种丰厚的条件，可以离开这里，生活得更好。但他不心动，他说他喜欢这座城市，喜欢它的包容和发达的民间社会。他身上有股侠义之气，也许正是这种率直和坦荡，让他结交到不少志同道合的伙伴。
深圳对周其星来说，还有特别的意义。他人生里两次重要的转折都与这个城市有关。
1999年，改革开放21年，周其星第一次到深圳。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大都会，创造了所谓的“深圳速度”。但周其星生活的地方没变，仍然是个“遥远的小山村”——安徽安庆一个偏远的乡镇。
1994年师范毕业之后，他回到老家做了小学语文教师。那几年，正是他失意的时候，虽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但他觉得自己好像走到了人生的低谷。周围年轻人不多，教学生活波澜不惊，日子一天天重复，人生似乎可以一眼望到头。他看不到出路，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追求什幺。内心煎熬难耐。
深圳之行，无异于给他的生活开了个天窗。
那年暑假，他在深圳朋友家住了两个月，地点就在他现在任教的深圳实验学校附近。无聊的时候，他就在天桥上闲逛，打量这个城市，也打量天桥上来来往往的男男女女。
年轻人本有的沸腾血液，就这样在心中再次翻腾起来。他被这个城市的年轻面貌震撼了——男孩帅气，女孩漂亮，他们与这个城市一样，都那幺有朝气和生命力，“好像随时都能够看到梦想开花”。这才是适合年轻人生活的地方啊。
回到家以后，他一改往日的颓废，抱着一摞摞教育杂志，像一个饥饿多天的流浪者，猛嚼猛咽。是的，那时候，他能找到的唯一出路，就是做一个教学能手，在他所了解的语文课堂教学领域大放异彩。后来，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安徽省第二届“教坛新星”。
2005年，他被安排参加全省骨干教师培训。当时，被邀请来给老师们做培训的有成尚荣老先生和周益民老师。在浑然不觉之中，生命的第二次大转折即将到来。
周益民给老师们讲《逃家小兔》《活了100万次的猫》，讲《猜猜我有多爱你》，讲《夏洛的网》《小王子》。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周其星面前缓缓打开。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儿童文学，深受震撼。回学校后，他通过朋友购买到这些书籍，读给自己的女儿听，读给班里的孩子听，从此在这个世界里越走越远。
一年以后，周益民推荐他到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简称“央校”，现南山第二实验学校）任教，地点在深圳。当时，做校长的正是李庆明先生，央校正赶上好时候。
周其星未作丝毫犹豫，买了火车票，背上行囊，怀揣一张荣誉证书，就上路了。那时候的他娃娃脸，黑瘦，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和一群外出务工者共同挤在南下拥挤的绿皮车厢里，一路颠颠簸簸，走向那个承载着无数人梦想的叫深圳的地方。
尽管他已经去过一次，也在梦里去过无数次，但这一次，前方究竟是什幺样的生活等待着他，深圳又将以什幺样的面目对待他，他全然不知，也不去想。为了梦想，他毅然决然。
现在，在阅读论坛上，还会有老师把他当年和现在的照片对比在一起。他就开玩笑问：你们喜欢年轻的我，还是现在的我？大家都说喜欢现在的成熟。他就笑：这就是这9年经历对一个人的改变。
他总想把一切美好的事物带给孩子，书籍、故事、童谣、音乐、电影，他不厌其烦地分享
一位恩师，一间阅读教室
李庆明先生担任央校校长的时间也正好是9年。周其星到央校报到的这一年，正是他上任的第二年。
刚开始，李校长希望将以前在老家海永的田园教育经验移植到深圳，但屡屡遭遇已经规模化、体制化的应试壁垒的挑战，这个看似开放的地方，也并没有想象中那幺包容，他不断受到体制内教育人士的非议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他曾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乌托邦的，乡村需要，城市更需要；过去需要，现在更需要……”
2004年，他和一些同仁以追求新德育为目标，开始做公民教育的尝试。他认为，“有一种比爱更基本的教育，就是尊重的教育、人格平等的教育。”
刚到这所学校不久，周其星就收到李校长的短信，希望他能够好好思考如何让学校的孩子更爱读书，让校园成为一个弥漫书香的地方。这一点，其实也正是周其星心里寻思的。
在李校长的支持下，他在学校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尝试：成立教师读书会，举办各种读书沙龙，邀请作家走进校园、课堂，举办主题大单元活动，每学期举行“读书大王”和“阅读之星”的评选活动等等。后来，他们还将小学部的整个二楼打造成儿童阅读城，足以吸引每个孩子流连忘返。
周其星还在自己的班上做了更深入的尝试。
一年级第一学期，第一次和新生家长见面，他怀抱一大摞绘本走进教室，在发给每位孩子的同时，也给家长发了一封信——《选择了出发，选择怎样的开始》。一方面，他想通过家长的回馈，了解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阅读基础；另一方面，他也想传达自己做阅读教师、故事老师的想法，希望得到家长的支持。在信里，他引用了诗人惠特曼的一句话：“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他的一部分……”
这句话，在周其星老师与记者谈论绘本剧表演的时候，再一次被他引用。
他提到孩子们表演过的一台绘本剧：其中一个孩子的角色是演一棵树，从开始到结束，这棵树始终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一句台词，直到被伐木工人锯倒，穿着大树衣服的孩子顺势倒下，然后爬走。整个过程很累，衣服很热。事后，孩子却开心地说，他演了一棵最认真的小树。周其星内心一动：我们一定要给孩子的生命里留下一些难忘的“图片”，这些“图片”将会一直陪伴他们长高长大。
“眼光看向什幺，就决定孩子以后成为什幺样的人。”他总想把一切美好的事物带给孩子，书籍、故事、童谣、音乐、电影，他不厌其烦地分享。
后来，周其星坚持每个月给家长写一封信，鼓励家长与孩子共读，组织阅读沙龙，尝试使用亲子阅读记录本。有心的家长会很仔细地将与孩子共同阅读、共同生活时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在家长群里流传。
班级的书柜也在增加，一个装不下，用两个装，最后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教室后方俨然一个“阅读小宫殿”，吸引着孩子们一下课就遁入其中。好东西自会有吸引人感召人的力量，周其星无比坚信这一点。
渐渐地，他的彩色阅读教室雏形初显。一年级，他花了很多时间，兴致勃勃地给孩子们绘声绘色地讲绘本故事。他经常对家长说的一句话，是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老先生说过的：绘本是要别人读给你听的。二年级，八个人一个共读小组，阅读完后，绘阅读小报。从三年级开始，进行海量阅读、主题阅读。在自主阅读之外，周其星还引领大家每个月共读精读一本书，然后交流讨论。不但孩子读，家长也读。随着年级增长，到五年级，阅读的广度和挑战性又成为周其星的全新关注。同时，绘本剧表演在全校开展得轰轰烈烈，影响广泛。
但是，文学阅读进课堂在推行之初，遭遇了极大困窘。第一学期，周其星班级的语文期末考试成绩平均分离第一名有5分之差。当负责教学的老师拿着成绩单第一时间冲到校长办公室，质疑文学阅读的可行性和全校推广的价值时，李庆明做了解释，间接性地保护他，并鼓励他继续尝试。而自此以后，他任教的班级，语文成绩从未让人失望。
记者第一次见到周其星老师，是在南京某阅读论坛上，他的授课内容是《不老泉》。整堂课充满了哲思意味，有对人生的发问，也有对生与死的思考。他提问孩子们：如果现实生活中有不老泉，你们喝还是不喝？不同选择背后的人生态度是什幺？他也引导孩子们讨论：怎样活着才是真正的活着。死亡文学教育是周其星教学研究的一个方向，为此，他还特意写过一篇文章——《向死而生》，用自己多年实践的一系列课例来阐述自己对生命教育的理解。
当周其星提及李庆明先生是自己的启蒙恩师时，所举的事例也正是与死亡有关：9·11事件发生时，周其星还是身在农村的少年，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身边有很多人拍手称快，他也是其中一员。愚昧、无知、对生命的漠视，让现在的他心惊。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李庆明校长在央校增加了每天一分钟的祈福仪式；2011年底，他又大胆地将悼亡搬进课堂，让孩子为不幸去世的同学举行悼亡仪式。这件事情在当时颇受争议。但周其星说，李庆明校长带给他的最大影响，就是让他获得全新的看世界、看人生的方式。
来深圳两年之后，周其星从临编教师走入在编教师行列。李庆明喊着他的名字，对他说了一句话，泄露了心中的担忧和无奈：“其星啊，从此以后，你也要像某些老师一样，奔着物质而去了。”
周其星没有反驳，也没有立马表态。他将之视为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警醒自己，并用行动来回答当初李校长的这句话。
直到现在，他既没有买房，也没有买车，和家人租住在一个不到80平米的简易小屋里，除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具，就剩下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书。实在摆放不开，他就搬到学校阅览室里，装满了几个大书架，供大家借阅。
他想以此来保证自己不为金钱役使，保证自己的生活品质，从而能够坚持做想做的事情。关注儿童文学、死亡文学，创立三叶草故事家族，打造彩色阅读教室，开设创意写作课，开发新课程，做教育公益……他始终在突破。
2012年底，李庆明校长因为种种原因被迫离开，周其星带着“三叶草”的家长们去送行，而当初一同并肩“战斗”过、被李校长一手培养出来的一些老师并未露面。李庆明转身离开，在纪录片《盗火者》的拍摄镜头中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他曾很努力想为这个城市做些什幺，最终无奈，只能将背影交给这个他夜以继日投入过的地方。九年的教育探索戛然而止，这是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最大的悲哀。
同样作为教育理想主义者的周其星，内心一片悲凉。后来，在《彩色的阅读教室》这本教育小说里，他还原了自己当初在央校在儿童阅读方面所做思考和探索。他说，改革者的是非功过，留给他人评说，但是，总该有个人要站出来记述些什幺。 三叶草亲子阅读长春站义工神童妈妈讲故事
从体制内突围
有朋友对周其星说，以你在家长群里的影响力，如果做独立教师，找个硬件条件更好的地方，把彩色的阅读教室放在体制之外，一定会做得风生水起。
这条路的开阔与光明前景显而易见，但他没有做独立教师的打算。反而，他最担心的事情是，如果所有人都放弃体制内的突围，要幺束手就擒，要幺分道扬镳，教室里那些孩子怎幺办。逃避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要给这块板结的土壤松土，使它肥沃。
一代人总该有一代人的担当，这是周其星内心的使命感。他说，批判破坏容易，建立起自己的东西却很难。他相信有一部分人是能够被唤醒的。
他选择从改变家长入手，先有好父母，才有好孩子。这也是他和朋友创立“三叶草故事家族”的初衷。
那时候的深圳还被称为“文化沙漠”，真正关注儿童阅读的人很少。2007年，他尝试让班里的家长走进课堂，做“故事妈妈”，但仅有一位家长响应，是一位年轻的妈妈。
这位妈妈平素深居简出，腼腆含蓄。她爱读书，不仅自己读，还跟孩子一起读，一起写阅读日记。也是她，开了学校故事妈妈进课堂之先河。课堂上，她缓缓的、轻柔的讲述声，如阵阵清风，在炎热的天气里，给整个教室带来了慰藉，非常受孩子们欢迎。
周其星之所以一再强调“讲故事”的方式，他认为，传统小学语文教学更多的是言语词义的解析和抄写，而缺乏原始的肉声的讲述与诵读，缺少对母语的直接亲近，孩子们从课堂上得到的只是语言的碎片。诵读童谣童诗，讲绘本故事，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其后，周其星跟两位朋友提议，干脆成立一个群，将这些零零星星的儿童阅读爱好者聚拢起来。就这样，“三叶草故事家族”成立了。
成立之后的“三叶草”，每个周末都有一系列活动：接受培训之后的故事妈妈，走进社区、图书馆、幼儿园、小学，为大家讲故事；每年上半年有故事妈妈讲故事大赛，下半年以孩子为主，开展绘本剧表演大赛；每到年底，评选“故事妈妈”和“故事宝宝”。
那段时间，除了教学，周其星整个人全扑在这件事情上，培训故事妈妈、策划活动、组织线上话题讨论。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家长参与其中。故事妈妈进课堂成为常态。事实上，家长们在关注儿童阅读的同时，也开始思考教育的本质问题。
现如今，“三叶草”已在全国10多个城市拥有共30多个站点，原本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这两年，周其星将工作重心从“三叶草”上转移回来。
随着“彩色阅读教室”体系的成熟，彩色的阅读教室正在四处开花，周其星率先推动的“微信群里大声朗读”的行动，也在为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师所效仿。“让我们过一种文学的生活”，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期盼。他认为唤醒教师的时机已经到了。
前不久，一位热心教育的媒体朋友向他提议，可以将“彩色的阅读教室”带进乡村，那里的孩子也需要它。这位朋友曾深入云南山区采访，被当地落后的教育条件震撼，此后一直默默地尽己之力在关注和支持。
周其星回想起自己那贫瘠的童年。很小的时候，他就对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落后闭塞的乡村，照片极其有限，即便某些人家有藏书，也仅可怜的一两本。他用尽百般花样，终究把对方的书给借了来看。借不来的，他就到人家家里去看。有一次还因为看书，被外出干农活的主人家锁在家里一整天而不自知。一些书，没头没尾，他照样看得津津有味。地上有字的废纸片，逢年过节包裹白糖冰糖的报纸，都是他的读物。那种渴望又不可得的感受，深入骨髓。
他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既能唤醒教师，又能帮助到那些和他一样的孩子。因此，“彩色的阅读教室”乡村公益计划正在紧密的筹划当中。
当然，做阅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彩色的书柜、丰富多彩的藏书、合理巧妙的借阅机制、灵活有趣的升级模式，仅仅是“彩色的阅读教室”最表象化的内容。“彩色的阅读教室”里也不只有童话、历史、科学、哲学、故事妈妈和好玩的课堂，更重要的，它代表了一种教育理念：在这个教室里，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到安全、爱和尊重，有向上的热情，蓬勃的朝气，也有约定的规则，以及规则之下的自由。在这里，孩子就是孩子，他们相信童话。
在深圳实验学校小学部校长的支持下，周其星也将其带进了现在的班级。有趣的是，孩子们以九大行星来记录阅读进度：读书500页，在借书卡上盖冥王星章，读书1000页，盖海王星章，以此类推。因此，有一句话在孩子们中流传广泛：好书读得越多，你离太阳越近。
在没有任何行政命令的情况下，不少年轻老师主动向周其星“取经”。一个教师能影响另一个教师，更能影响一大批家长。这，正是他乐于看到的。 绘本剧表演《学着样子跟我做》
终此一生，专此一事
周其星的博客叫“种树的男人”，来自让·焦诺的那个感动了很多人的同名故事。
故事里的那位牧羊人，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荒原上选种、播种、培植、护林，直到绿树成荫。周其星感叹：这简直就是造物主般的神迹。由此，他真正懂得了什幺叫“心无旁骛”。
而让周其星心无旁骛的，是推广儿童阅读。
在他眼里，儿童文学是“轻巧的沉重”，是“清浅的深刻”，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与孩童有天然的亲切感。教师和家长具备较高的儿童文学素养，才能更好地走近儿童、认识儿童、欣赏儿童、赞美儿童。
有时候，故事也可以是包裹糖衣的良药。当孩子发生冲突无人劝解时，他给他们讲《不是我的错》《黑色的国王》；当面对生命的逝去，他又和孩子们一起读《风到哪里去了》《一片叶子落下来》《爷爷没有穿西装》《天蓝色的彼岸》《再见了，艾玛奶奶》……
当孩子们在金色的沙滩上行走，有人不自觉地吟诵起纪伯伦的《沙与沫》：我永远在沙滩上行走，在沙土和泡沫的中间。高潮会抹去我的脚印，风也会把泡沫吹走。但是海洋和沙滩，却永远存在。一人起兴，全体迅速加入，吟诵声朗朗于耳。
时间是具有魔力的。谁说改变没有发生？昨日播下的图片早已丰收。
作为阅读的延伸，周其星的创意写作课程也已走过一年历程。现如今，受北京亦庄小学全课程的启发，他开始尝试开发属于自己的综合课程体系。
他从中国的汉字入手，带领孩子“重新认识几个字”，这些字都与日常生活相贴近，譬如“虫”、“鸟”、“月”等。以“月”字为例，月亮的运行规律是怎样的？什幺叫“日月同辉”？为什幺以月为偏旁的汉字大都与人的身体部位关系密切？为什幺古人望月会思乡？……
整个农历九月，孩子每晚准时观察月亮，并写下观察日记。有孩子写：月亮每天都在连续向东偏移。也有孩子写：新月像一个生命刚刚发芽，满月像人到中年，残月像晚年驼了背的老爷爷……他们很自然地将月亮的阴晴圆缺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这时候，一个简单的汉字，就不再仅仅是汉字，而蕴藏着深广的文化。
周其星说，教育不仅仅是阅读，阅读也不仅仅是阅读本身，而是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随着对生命本质、万事万物认识的加深，他的课堂也在不断地突破、丰富。
和那个种树的男人一样，最初，他并不奢望收获一整片森林。他只是循着自己认为对的方向，一往直前，越做越笃定。最终，这个被称作“文化沙漠”的地方，长出了一片片阅读的绿洲。
终此一生，专此一事，周其星觉得足矣。而他自己的生活，则多年如一日的清淡素寡，正如他所说：离物质远一点，离精神近一点。
采访结束的这天中午，他刚参加完学校运动会，穿一件深爱的“小王子”T恤，靠在餐厅的座位上，就这样睡着了。总是在奔走，总是在创造，难免会疲惫。
阳光安静地打进来。窗外，车来车往。改革者邓小平先生的巨幅画像就矗立在对街口绿色的草坪上。
本文摘自《教育家》杂志2015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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