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苦于里与雅典为例，谈一谈瘟疫对文明发展的影响
两年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想过用它来做题材，但是因为当时的恐慌，所以一头雾水，难以下笔。但如今疫情再次袭来，心里不得不感慨。幸运的是，我积累了一些写作经验。以伯里克利和雅典为例，谈谈瘟疫对文明发展的影响。
一、伯里克利的权威
伯里克利的生平记载在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他出身贵族，尤其是母系，可以追溯到建立雅典民主政府的克里斯汀。
史家为了神化帝王将相，常在他们出生时写一些异象，以表示生而不同，这在西方古代并非难免。当他的母亲快要生产时，她梦见她生下了一只狮子。年轻的伯里克利各方面都很英俊，只是头部略微不协调，所以他的肖像和雕塑几乎都戴着头盔，工匠们也不愿意暴露这个缺陷。
伯里克利年轻时并不热衷于政治。他害怕自己的贵族出身，害怕自己过于活跃会被市民流放。让他转变态度的契机是，贵族派的首领西蒙常年带兵，不在雅典。伯里克利因形势有利而投身于民主派。伯里克利虽然受过极好的哲学教育，从不哗众取宠，但在政治面前，他还是要果断地提炼自己的私利，讨好百姓。
在确立权威的路上，伯里克利排挤了两个政敌：一个是米提亚德斯（马拉松战役的指挥官）之子西蒙，一个是米利西亚斯（非历史学家）之子修昔底德。西迪德斯）。他们两人在雅典都有重要职位。
西蒙是“雅典帝国”的缔造者。希波战争后，他仍然率领雅典军队屡战屡胜，组建了提洛同盟，给雅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权力，确立了海上霸权。但他的贵族立场和与斯巴达的友谊逐渐被雅典人所排斥。伯里克利趁机改革传统的火星山议会，将司法权交到老百姓手中。后来斯巴达发生地震，国内也爆发了奴隶起义，但从雅典来的援军却被斯巴达人送了回去，让雅典人丢了脸，西蒙也被流放了。但雅典战败后，伯里克利仍执意将他带回国，但他在出征后不久就病逝了。
修昔底德是伯里克利裁决的主要批评者。他生平不详，只言简意赅就知道他是西蒙的近亲，也是贵族派的首领。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宪法》中评价他是当时雅典最优秀的政治家：“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他们（另一位是远征叙拉古的指挥官尼西亚斯）不仅是一位有尊严的绅士，他是一位政治家，是全国人民的爱国公仆。” 修昔底德和贵族批评伯里克利上台后大兴土木、取悦平民。尤其是在建造帕特农神庙（代表雅典的鼎盛时期）一事上，他们指责说：“所有希腊人为了战争的需要而付出的财富，
教科书上的传统观点说，伯里克利执政时期是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但那个时代的人显然不这么认为。伯里克利全面掌控政局后伯利克里还是伯里克利，仿佛变了一个人，不再讨好百姓。这虽然是正轨之举，但在人们看来，终究是违背了初衷。普鲁塔克引用了一段话，其中雅典人完全向伯里克利投降：
“城邦的赋税和贡赋，以及他自己的生存，他可以随意处置；他可以为城池筑起石墙，一不满意就立即夷为平地；其他相关的条约，同盟、权力、地位、战争与和平，以及他们的财富和成就，毫不逊色。”
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也可以被认为是伯里克利权威的黄金时代。
2. 瘟疫与伯里克利之死
不幸的是，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黄金时代不可避免地与伯罗奔尼撒战争 (431BC-404BC) 发生了冲突。根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说法，雅典日益强大的力量引起了拉栖代梦人（斯巴达）的恐惧，战争不可避免。后世学者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
鉴于斯巴达人在陆地上所向披靡，伯里克利采取了固墙清野的策略，命令居住在乡下的雅典人全部迁入城内，避免与斯巴达军队正面交锋，而是着重于出海的绝对优势。他们的不情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都有记载，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分散居住在阿提卡（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的独立城镇中，尤其是在河马战争之后，他们就更不愿意了迁徙，意味着背井离乡。更糟糕的是，搬进雅典城后，只有少数人能够住在亲戚朋友家里。大多数人不得不露宿街头或住在寺庙里，整个城市突然变得臃肿。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是瘟疫爆发的温床。
就连修昔底德也无从知晓瘟疫起源于何处。他推测它起源于埃塞俄比亚，然后传播到埃及和波斯，但最后突然爆发于雅典（公元前430年）。本文不详述瘟疫下的悲惨处境，而是讲雅典人对伯里克利，尤其是那些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的怨恨。战争和瘟疫同时带来的压力让雅典人民谴责伯里克利，说他是战争的始作俑者，是他们一切不幸的源头。他们希望与斯巴达讲和，把怒火发泄在伯里克利身上。在身体里。
但面对大敌，人们仍然需要伯里克利的领导，正如他的理由之一：“现在放弃这个帝国是不可能的。坦率地说，因为你是靠在过去的。” 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放弃它一定是危险的。”但伯里克利本人难以维持局面，普鲁塔克提到他在此期间失去了妹妹、大部分亲友和父亲。他有一个儿子，连自己也死于瘟疫（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的死宣告了雅典黄金时代的结束。雅典的国力不仅因为瘟疫而受到重创，而且还因为损失惨重。由于民粹主义势力的控制，战争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城邦的衰落。
三、雅典人在瘟疫之后的疯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瘟疫之后，雅典人并没有打算与斯巴达讲和，然后重建家园。相反，他们选择了扩大战争，这比瘟疫之前更有战争气息，就好像他们从未经历过瘟疫一样。
第一个主要表现是加剧对盟国的剥削。随着战事的拖延，雅典阵营中的一些盟友因为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伤害而开始撤退。雅典为了控制盟友，软硬兼施，得以维系铁杆盟友的忠诚度。比如雅典对普拉提亚的政治绑架和劝说。普拉提亚人的妻子儿女都在雅典当人质。雅典人还要求普拉提亚人不要背叛他们的联盟，因为雅典人从未抛弃过他们。
至于那些离雅典较远，又不是那么铁杆的，干脆背叛雅典，雅典自然是重拳出击。比如米蒂利尼（位于上图中的莱斯沃斯岛）在斯巴达的怂恿下发动了一场暴动（公元前428年）。他们吐露了提洛同盟城邦的心声：“我们雅典人建立同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奴役希腊人，而是为了将这些希腊人从波斯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忠实地跟随雅典人，作为只要他们公正地领导我们。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一方面对波斯的敌意越来越少，并试图奴役同盟国时，我们开始害怕……从过去的事件中吸取的教训使我们我们不再相信雅典人是领主“米蒂利尼，作为一个软弱的城邦，当然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但雅典人的屠刀无济于事。在长达27年的战争中，雅典人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来打压昔日的盟友。
第二个主要表现是雅典人掠夺小国。《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十七章的记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争第16年（公元前416年），雅典入侵米洛斯岛，雅典使节在声明中充满了傲慢：“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是，正义是建立在实力对比的基础上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强者尽其所能，弱者只受其所忍。” “因你臣服，你免于一死。我们可以从你身上得到好处，而不用毁灭你。” “与你保持友好关系，是我们软弱的证明；而你对我们的仇恨，则被认为是我们强大的证明。” “你要好好想想，你的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第三个主要表现是雅典的疯狂和最终的失败。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的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平民领袖高呼战争的口号更受欢迎，而主张和平的贵族则被排挤甚至推上战场。
平民领袖高呼战争的基础，基于雅典凭借其海上优势赢得的胜利。战争第七年（公元前425年），斯巴达再次入侵阿提卡平原。雅典人为扭转局势，在斯巴达身后占领了帕罗斯岛。巴达奴隶起义是雅典开战以来的最大战绩。
眼看雅典一时占据上风，在战争的第十年（公元前422年），平民领袖克瑞翁说服雅典人允许他攻打色雷斯地区的城市，并寻求斯巴达军队进行主要的决战. 安菲波利斯战役摧毁了雅典人的自信心。斯巴达以7人战死为代价才取得了胜利。克里昂战死，而斯巴达军队的主帅比拉西达斯也不幸阵亡。达也感到有些疲惫。在雅典贵族派将军尼西亚斯的帮助下，双方达成和约，伯罗奔尼撒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但战争双方都没有和平的诚意，尤其是雅典。六年零十个月后，战争再次爆发。雅典人最疯狂的事情莫过于远征锡拉丘兹（公元前416-414年，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角），几乎势不可挡。
在远征前后，雅典人还有两个疯狂的举动：（1）他们推举反对远征的尼西亚斯为总司令。尼西亚斯认为，公民大会的决策过于草率、肤浅、不当，而他本人又患有肾病，很难当上统帅。而且，他审时度势说：“我们刚刚从大瘟疫和战争中恢复过来，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充实我们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正确的政策是将这些财力和人力资源用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我们自己而不是对那些向我们求助的流亡者使用它。” 但在疯狂的雅典人面前，这些现实主义的豪言壮语根本无济于事。相反，他们鼓励雅典人选择，
(2) 逮捕狂热支持远征的亚西比德失败，导致他叛逃。阿尔西比德是尼西亚斯的同事，也是远征的狂热支持者伯利克里还是伯里克利，但雅典人的反复无常几乎要了阿尔西比德的性命。远征军出发前，雅典的赫尔墨斯神像一夜之间突然被毁。亚西比亚德被控亵渎神明，但他的政敌要求亚西比亚德立即启程，回国后受审。心不在焉的亚西比亚德与尼西亚斯矛盾重重，根本无法协调军事行动。就在这时，亚西比亚德接到了回国受审的消息。他果断弃军而逃，并将雅典军队的行动透露给叙拉古。在那之后，
尤其是亚西比亚德的叛逃，对雅典人的士气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指挥权完全交给了不愿战斗的尼西亚斯。尼西亚斯虽然军事才能出众，多次将锡拉丘兹逼入绝境，但他优柔寡断，错失了彻底摧毁锡拉丘兹的机会，也错失了将军队带回国内的机会。最终，雅典人在叙拉古全军覆没，尼西亚斯等将领也阵亡。这是胜利者叙拉古最大的荣耀，也是失败者雅典最大的灾难。雅典和斯巴达虽然继续斗争了10年，但最终的失败已经无法挽回。
四。结论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可以说没有一方是赢家，也没有一方是正义的。但雅典显然暴露出更多的问题。瘟疫真的能影响历史的发展，成为雅典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而这场战争也意味着整个希腊城邦的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