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林木：穷理尽性 推荐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代的画法画理，与此前的艺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一是特别地写实，一个是特别地讲
“
理
”
。宫廷绘画中数着羽毛画鸟雀，照着御花园中孔雀月季画写生，一丝不苟，在中国绘画史上就写实论堪称登峰造极。不独绘画如此，宋代的雕塑艺术从写实角度也堪称前无古人。你看看山西晋祠的宋塑，再看看四川大足的石刻，那真是惟妙惟肖
!当然还有宋人的山水，也是真实细致之极。这种写实，再看看《清明上河图》就清楚了。光凭这张画，今天一些城市就可以复制出一条又一条宋人的街道来了。难怪20世纪初把中国美术批评得一塌糊涂几一无是处的康有为，提到宋画时也带着十足的恭敬：“
画至于五代，有唐之朴厚而新开精深华妙之体
;至宋人出而集其成，无体不备，无美不臻，且其时院体争奇竟新，甚且以之试士，此则今欧、美之重物质尚未之及……鄙意以为中国之画，亦至宋而后变化至极，非六朝、唐所能及。如周之又监二代，而郁郁非夏殷所能比也。故敢谓宋人画为西十五纪前大地万国之最，后有知者当能证明之。”
当然，康有为此论是从
“
重物质
”
之
“
院体
”
写实角度论及，且是以物质角度去与西方比试高低的。如果我们再去看宋代画论与宋画，则在沈括、苏轼、黄庭坚、郭熙、米芾、赵佶、董逌、韩拙、岳珂处可谓到处都能见到
“
理
”
与
“
造理
”
。
宋代相较前朝绘画此种高度写实的突变，是与一种时代性思潮，即理学思潮的兴起分不开的。本来，中国人远古就有摆脱现象世界而追索世界本源的要求。所谓
“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
是也。关于物质世界产生前之本源，《老子
·四十二章》有句经典之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就是把
“
道
”
当成世界之本源。当然，这种对物质世界本源的探究，实则也是为人服务的，是规定人的行为模式的，故又有
“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之说。这也构成了中国文化中另一重要的话题，即
“
天人合一
”
的观念，即天道人的合一。亦如著名学者葛兆光谈到这一命题时说到的：
“
老子一系道者从天道之无言自化、宇宙之无中生有、万事万物之归根复命等经验中，体会出人道保全生命、克服异化的方法，他把古代中国养生技术背后的自然观念放大到整个人生哲理，思索出了一套上通天道、中贯世道、下至人道的理论。
”
请注意中国文化发端时期这个重要的特点，即远古的中国哲人们思索物质世界的本源，不仅以人本身为出发点，也是这种终极思维的皈依。明乎此，对下面要谈到的宋代理学，就可以有一个明确的中国式理解的基础。
“
道
”“
理
”
之异同
其实宋人谈
“
理
”
，与远古先哲一样，也是想探究物质世界终极之理。那么既然先哲已有
“
道
”
之说在先，又何来一
“
理
”
呢
?前面谈到先秦哲人的道是物质世界的终极本源。尽管在这个世界上，人当为世界的中心，故先哲有天人合一之说，但人毕竟不是天，也不是“
道
”
，物质世界的本源毕竟与人之精神伦理世界不是一回事。宋代的思想家们希望找到另一个终极之
“
理
”
，一个能把天道与道德伦理融为一体的真正终极的
“
理
”
。周敦颐《太极图说》就是想以
“
太极
”
把
“
立天之道
”“
立人之道
”
合二为一，以打通人伦、天经与地义
“
三界
”
。此即朱熹所称
“
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
”
张载亦称
“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尽也，凡是道，皆能尽天地，但不得其理
”
。邵雍还解释了
“
命
”“
性
”“
理
”
的区别：
“
天使我有是谓之命，命之在我谓之性，性之在物谓之理
”
。这就把理学所谓的
“
天
”“
命
”“
性
”“
理
”
融为一体的性质说得很清楚了。可见，照邵雍看来，人之性命为上天所付予，而人之本性则为性。《荀子
·正名》篇论“
性
”
：
“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乐谓之情。
”
可见
“
性
”
当为人生之所具自然而然的特性。由此特性才生出诸种性
“
情
”
。而把人之性与天之道融为一体而出以
“
理
”
，此即
“
性之在物之谓理
”
。可见，宋人的
“
理
”
学还真是宋代思想家们的独创。李泽厚在评价理学时，称其
“
基本特征是，将伦理提高为本体，以重建人的哲学
”
，
“
把它
(伦理主体)提到‘
与天地参
’
的超道德的本体地位
”
就是这个道理。葛兆光也认为，
“
正是这种超越现实的
‘
理
’
，重新清理了现实中所有的自然与社会知识，重构了一个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系统，在一个新的同一性基础上赋予其合理性。
”
可见，先哲都想找出一个世界的终极本源，这是
“
道
”
与
“
理
”
之同
;而一个偏重于世界的物质本源，另一个则要把物质与精神皆统一于一体，这就是“
道
”
与
“
理
”
之异与同。
格物致知，即物穷理
由于
“
理
”
已包容了物质世界天地之
“
道
”
与社会人伦之命与性，因此逆而推之，则万事万物、社会人伦之中，也当包容此
“
理
”
。因此，通过对事物的观察、体会与分析，也就能把握
“
理
”
。此亦王弼《周易略例
·明象》所言：“
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
;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这就是宋代理学著名的
“
格物穷理
”“
穷理尽性
”
的原因。邵雍说，
“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
”“
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
”
。张载亦有段著名的
“
穷理
”
之论：
“
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
”
。在格物致知上，南宋朱熹讲得比较清晰。他认为，
“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一件与他理会过
”
，又有
“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
。从理学对
“
理
”
的解说来看，虽是天地人伦之上的终极之源，但从朱熹来看，亦不排斥对客观事理的探究，不排斥探究
“
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
”
，不排斥探究
“
一事道理
”“
一物道理
”
。朱熹还针对这些具体事物之理说过，
“
世间之物，无不有理，皆须格过
”
。宋代理学对
“
格物致知
”
的要求，对宋代绘画那种严谨写实的倾向是有相当影响的。这在后面我们会有涉及。
穷理尽性，观物理以察已
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的天道观中，本已包含有天人合一的倾向。故在更为自觉地把天道与道德人伦合而为一的
“
理
”
学中，这种把外在物质的终极之理合而为一到人伦之理中，成为宋代理学的核心理念。观物察己可谓理学的核心观念，所有理学家们对此都有深入的论述。
“
观物理以察已
”
这句话就是程颐提出的。在理学家们看来，学问的终极目标就是
“
穷理尽性
”
。
“
穷理尽性
”
是《易
·说卦》中一古老之格言，古人常用之。在谢赫的《古画品录》中，亦是作为最高之境界，而赋于“
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
”
之极品人物陆探微的誉辞：
“
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
”
。但这句不过
“
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
”
的古名句，在宋代理学家这里，却演变为学问的终极目标：
“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张载亦有
“
穷理尽性，言性已是近人言也，既穷物理，又尽人性，然后能至于命，命则又就己而言之也
”
。
“
理
”
的意义最后全汇聚于人的道德伦理上来了。如前所述，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比较强调
“
格物致知
”
的学问家，他的这种倾向，甚至还引来陆九渊等的批评。而他自己也的确经常强调研究事理物理
“
道问学
”
的一面：
“
大抵学者读书，务要穷究，
‘
道问学
’
是大事，要识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
”
但对于自己这种格物癖好，从理学的角度，朱熹是有自省的：
“
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
‘
尊德性
’‘
道问学
’
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
(陆九渊)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时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
。可见在朱熹内心，追求现实世界知识的
“
道问学
”
最终还是得服从到道德伦理的
“
尊德性
”
上去的。
天理与人欲
在宋人的理学思潮中有一重要的论争，此即所谓
“
蜀洛党争
”
，即以来自蜀地的苏轼与来自洛阳的二程的论争，论争的核心是要
“
天理
”
还是要
“
人欲
”
。前面我们谈到，宋代理学的核心观念，即世界的终极本源中应有人之伦理精神的观念，故要观物察己，且察己更为根本。此当返本而求。但请特别注意，此
“
己
”
非个人之己，而是一种人伦道德精神，是人共有的社会道德伦理的集体性质规范，而非个人性质的情感、愿望、欲求。理学不仅不要个人情感欲求，还针锋相对地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这就又有些反人性的成分了。例如二程有论：
“
天下之害，皆以远本而末胜也
……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王制其末者，人欲也。损人欲以复天理，圣人之教也”
。其实在朱熹骨子里，
“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
。朱熹还对此前的学问作一总结称：
“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
，
“
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
”
。尽管程朱的
“
人欲
”
是指超出正常需要的人的欲求，但苏轼这个典型的大才子，虽熟悉传统儒学的一套讲究，但又放达不拘，才气横溢个性十足的豪放派大词人对程朱那套拘禁个性人欲的学说十分蔑视，曾有在公开场合乃至朝廷之上指责嘲弄程颐以致二人翻脸之举。所以，在考虑宋代理学影响之时，一则得考虑在文艺界占据强大势力的苏轼
“
蜀学
”
影响，二则得考虑理学虽然在宋代学术界势力影响均不小，但在几乎整个南北两宋皆非主导的统治思想的现实。
行文至此，我们可对宋代理学小结如下。
(一)理学观物察已的倾向使这种对物质世界的研究热情归结于对天道、对伦理道德规范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和探索热情始终带着极鲜明的中国文化主观内省的精神特点，而与西方文化对外在物质世界的控制征服倾向形成文化体系上的重要区别。尽管这种区别在后世的科技发明与生产技术发展上对中国不利，但中国文艺的鲜明个性特点却并未因理学而终止，反而以一种新的形态继续发展。
(二)理学的格物致知倾向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宋人研究客观世界之物理事理的热情。这对于以描绘客观现实为对象的美术来说当然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三)由于中国文艺“
诗言志
”
的缘情言志的传统，对个人心志情感表达的主线在
“
存天理，灭人欲
”
的理学思潮中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一则因为终其南宋之末，
“
灭人欲
”
的理学并未成为宋代压倒性的统治的思想，二则因为有如苏轼等宋代文艺领袖对理学的
“
灭人欲
”
倾向有着颇具影响的批判与抵制，三则如朱熹一类理学中坚在诗词文艺上自己也难摆脱
“
诗言志
”
个性化表达的传统文艺思想的影响。因此，从反理学和理学家们自己的矛盾角度看，也给宋代不求形似的缘情的文人画发展留下了空间。
宋代理学思潮背景中的宋代画理
以上述宋代理学和反理学的思想史为背景，来展开看宋代画学中的画理，许多现象就更清晰了。说到宋代的写实，当然以两宋画院的
“
院体
”
风格为写实之最。这种几乎极度的写实，又可以以下面几个例子为代表。有几件求理之事直接与徽宗皇帝有关：
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上来幸，一无所称，独顾壶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锡甚宠，皆莫测其故。近侍尝请于上，上曰：
“
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
”
。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
“
未也。
”
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
“
孔雀升高，必先举左。
”
众史骇服。
画院界作最工，专以新意相尚。尝见一轴，甚可爱玩。画一殿廊，金碧晃耀，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属，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笔墨精微，有如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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