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女记者采访邓小平：天安门毛主席像是否永久保留？邓如何回答
2022-04-13 11:50:18 | 来源：http://www.wosku.com | 投稿：baidu | 编辑：baidu
原标题：外国女记者采访邓小平：天安门毛主席像是否永久保留？邓如何回答
1980年8月21日，作为我党第二代核心领导人的邓小平，为了让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女记者的采访。 这个女记者不是一般人，她叫做奥莉娅娜·法拉奇，曾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近百位国家元首、大主教以及世界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她的提问风格让很多大人物都感到头疼，经常把采访变成“吵架”。 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接受法拉奇采访后，就不无恼火地称：“接受她采访是我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 在面对邓小平时，法拉奇一如既往的保持了她那十分犀利的采访风格，上来就问道：“邓先生，你们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久保留下去？” 面对外媒记者这个咄咄逼人的问题，邓小平是如何回答的呢？ 关于这个故事，还要从法拉奇这位传奇女记者的人生经历讲起。 传奇女记者 奥莉娅娜·法拉奇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出名的女记者之一。 她出生于1929年6月的意大利，那时候正是墨索里尼的势力逐渐抬头的时期。法拉奇的爸爸是一名自由党，一直都反对墨索里尼当权，还因此进过监狱。在父亲的影响下，法拉奇在十来岁时就加入了反对纳粹，反对墨索里尼的组织。 二战结束后，法拉奇开始对权力产生了兴趣，对于挖掘大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究他们的真实动机也变得十分热衷。于是，法拉奇就选择成为了一名记者。 21岁时，法拉奇就成为了《欧洲人》杂志的记者，刚开始经常被派去采访好莱坞的明星，后来她又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哪里有战乱就去哪里。 法拉奇相较于她的同行而言，无疑是十分“特立独行”的。不管是在越南还是中东，亦或者是在拉美、南非，她都涂着睫毛膏和指甲油，把自己的眼线画的又黑又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法拉奇不敬业，身为一名记者，她曾有过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比如1968年她去墨西哥采访时，正赶上墨西哥政府镇压抗议者，法拉奇在混乱中被墨西哥士兵打了三枪，然后扔到了停尸房里面，结果法拉奇并没有死，反而顽强的活了下来。 当战地记者的经历，让法拉奇拥有了不小的知名度。而她对世界各国政要进行采访时，所展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态度，更是让她在全世界出了名。 当法拉奇前往伊朗采访该国宗教领袖霍梅尼时，不顾伊斯兰教的习俗及相关规定，当着霍梅尼的面摘下了脸上的面纱，将之扔到了地上。这一举动气的霍梅尼当场拂袖离开，法拉奇仍然没有收敛，直接追了上去问道：“您是要去方便吗？” 霍梅尼对此十分愤怒，当场表示不会再接受她的任何采访。结果法拉奇当场耍起了无赖，赖在椅子上就是不肯离去，连霍梅尼的儿子求她都没用，直到霍梅尼同意第二天再接受她的采访后才起身离开。 在法拉奇对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进行采访时，她对塞拉西问道：“陛下，您从来也不悲叹自己当国王的命运吗？您从来没有梦想过像个普通人那样生活吗？” 塞拉西油盐不进，不管法拉奇怎么提问总能给予似是而非的回答。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最后却被法拉奇问的当场失态，当场撵人：“这个女人是谁？她从什么地方来的，她在干什么？把她赶走！” 在采访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时，阿里在采访时一边吃西瓜一边打嗝，法拉奇忍了他两次后，在阿里第三次打嗝时，直接将手中的录音机扔到了他的脸上。 当然，法拉奇最出名的“战绩”还是对亨利·基辛格的采访。 虽然基辛格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但法拉奇也没有“手下留情”，问他：“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南越前总统）和黎德寿（越共领导人，1993年和基辛格共获诺贝尔和平奖）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你选择谁？” 作为一个政治老手，基辛格用“打太极”的方式选择避实就虚，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然而，在法拉奇步步紧逼地提问面前，饶是基辛格也不禁有些招架不住，说出了他“像一名西部牛仔一样，独步骑马打天下”这样一番话。同时，在聊到很多关于内政外交方面的事务时，基辛格说的都是“我如何解决”，而不是“我和总统如何解决”。 以至于在采访结束后，法拉奇送给了基辛格“你是尼克松精神上的奶妈”这样一句评语。 当法拉奇将这一段采访公之于众后，当即引起了白宫方面的不满。因为按照这段采访的意思，白宫就好像不是尼克松在当总统，而是基辛格在当总统一样。愤怒的尼克松拒绝接听基辛格打来的电话，哪怕是基辛格登门拜访也不愿意和他见面。 基辛格只得一边想办法跟尼克松赔礼道歉，一边要求召开国会听证会，指控法拉奇歪曲了他的原话。基辛格没想到的是，法拉奇竟然十分的“刚硬”，直接给英美几家大型电视台写信，要求公开全部的录音记录，她保证自己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在采访录音带上面。 后来，基辛格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重新和尼克松重归旧好。这次采访也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直言这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 要知道，基辛格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叱咤风云的人物，是当时新闻界公认的最难对付的政府官员，而法拉奇也曾经将他称为“一条比冰还滑的鳗鱼”，然而他最终还是被法拉奇弄的“灰头土脸”，可见，法拉奇的采访技巧的确非比寻常。 就是这样一位在采访中所向披靡的女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决定采访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 法拉奇在中国 对于中国，法拉奇一直有着很深的好奇心。在她八、九岁的时候曾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写了一本叫做“亲亲历险记”的小说。这本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一名叫做“亲亲”的有冒险精神的中国小女孩，从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中逃出后，前往北京和上海两个大城市冒险的故事。 虽然年幼的法拉奇并不知道北京和上海到底是什么样，连中国在哪都不知道。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对那个未知的东方古国充满幻想。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法拉奇一直没能得到进入中国的机会。为了前来中国，她甚至跟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求过情，对方以一公斤法国奶油鹅肝为交换物，答应为她向周恩来总理求情，结果最终还是毫无音讯。 改革开放后，法拉奇曾连续两次申请前来中国对邓小平进行采访，但因为她那犀利的采访特点，一直没能得到批准。直到1980年，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决定于9月份对中国进行访问，她才看到机会。 法拉奇主动找上佩尔蒂尼，请他帮自己“走后门”，向中国政府推荐她，让她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一次“独家采访”，别让其他的意大利记者知道。佩尔蒂尼和法拉奇的父亲是挚友，法拉奇本人在世界上也有着不小的名头，因此佩尔蒂尼没有任何犹豫，爽快的答应了下来。 没过多久，佩尔蒂尼就给中国大使打去了一个电话，说有一名叫做奥莉娅娜·法拉奇的记者对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十分赞赏，想要对邓小平进行一次独家专访。她是个很“严肃”的记者，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同意。 一国总统亲自打电话推荐，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很快，外交部新闻司就给邓小平打了一份请示报告。邓小平知道，此时国内外舆论对我国的政策调整有着诸多的猜测，如果他接受采访，能够让全世界了解我们改革的目的，也有助于让西方国家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因此，邓小平同意了法拉奇的采访请求。 不久后，法拉奇就收到了外交部新闻司发来的邀请函，喜出望外的她当即与《纽约时报》、意大利的《晚邮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南斯拉夫的《政治报》等大报社签订了合同，约定将在这些报纸上连载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 1980年8月18日，法拉奇顺利抵达北京，被安排到了当时还在改建中的民族饭店内。8月的北京无疑是十分炎热的，然而法拉奇却故意选在了一间只有一台立式电风扇，没有空调的小房间里。 这倒不是法拉奇“怕冷”，主要是因为当时很多外国记者都住在民族饭店有空调住的房间里，为了不暴露此行的目的，她宁愿住在偏僻的没有空调的房间里。 在来到中国之前，法拉奇曾专门调查过很多关于中国的政治和历史方面的资料。结果真的来到中国后，发现此时的中国和她想象中的中国并不一致，不管是精神面貌，还是其他种种。 采访邓小平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和中方签署了一份“君子协议”，约定她对邓小平的采访必须如实地进行报道，不能断章取义的歪曲原意。之后法拉奇被送至人民大会堂118厅，看到了坐在茶几后面的邓小平。 在过去邓小平会对外国记者时，一般中国记者都有一定的“特权”，他们可以全程在场摄影、录音，甚至可以在外国记者之前发布采访经过。但这次因为法拉奇特意提出要“独家采访”，所以中方为她破了例，中国记者在场内拍了几张照就离开了。 当时的会场内，只剩下了邓小平、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为法拉奇担当翻译的我国著名翻译专家施艳华，还有一名记录员。 身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记者”，法拉奇坐下后的第一时间就将录音机放到了茶几上面。因为西方人大多听得懂英语，所以法拉奇用英语对邓小平说道：“邓先生，明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听后，笑着问道：“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是的！” 法拉奇对此很有信心，因为她在之前特意研究了邓小平的个人传记，十分确认8月22日的确是面前这位老人的生日。 邓小平对这位自信的女士很是欣赏，说道：“您说是，那就是吧。事实上，我从来都不在乎我的生日是哪一天。不过，就算明天真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因为这就意味着明天我就要76岁了，都已经到了衰退的年龄啦。” 法拉奇笑着告诉邓小平，她的父亲今年也76岁，如果自己对他说“76岁就到了衰退的年龄了”，绝对会被他打两巴掌的。 邓小平听法拉奇说完后，迅速说道：“他干得好！我相信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在正式开始采访之前，邓小平和法拉奇聊得很开心，气氛也很是轻松愉快。鉴于法拉奇以往的“光辉战绩”，在场其他人不由得暗中松了一口气，还好，法拉奇没有发挥她的“特长”，把这次采访变为“吵架”。 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放松得有些早了。 在正式开始采访后，法拉奇直接问了一个相当犀利的问题：“邓先生，你们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久保留下去？” 天安门上主席像 天安门城楼上挂领袖的照片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当时中国刚刚打赢了抗日战争，蒋介石的巨幅领袖照因此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不过，蒋像目光所及之处，是一个衰败、腐朽、吃人的旧社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天安门的正中央挂上了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的画像。此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每年更换一次。这一幅毛主席像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见证着中国从一个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变为了一个有着全套工业体系的世界大国。 在法拉奇正式对邓小平采访一个月前的1980年7月，党中央发出了一条重要指示，要求：“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要求：今后要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 指示发出后，国内各大城市常见的语录牌和毛主席塑像都被拆除了，此举当即引起了国内群众的议论以及国外媒体的关注。 因此，法拉奇才会上来就询问，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要不要永远的保存下去。 邓小平知道，法拉奇的这个问题是个机会，向全世界表明我党对毛主席态度的机会，因此直截了当的说道： “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了，基本上到处都是，没有突出严肃性，也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功劳是绝对不能抹杀的，我们将永远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对于法拉奇来说，邓小平的这个回答是她没有想到的。因为在西方国家，前任领导人离任后立马人走茶凉是常有之事，继任者就算不给前任“小鞋”穿，也不可能对前任有多少尊重之情。 然而，邓小平却直接了当的告诉她，中国人将永远的尊重并怀念毛主席，这是法拉奇永远不能理解的。这倒不能怪她，毕竟不管怎么说，法拉奇也是一名资产阶级新闻记者，虽然她“宣称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但是面对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难免的产生偏见。 比如，当法拉奇采访当时备受西方追捧的波兰工会主席瓦文萨时，本能的感觉他“傲慢、无知、充满了攻击性，是教堂的傀儡”，但是出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不能帮苏联人和波兰共产党忙的考虑，在采访稿中，法拉奇还是把瓦文萨写成了一个为波兰“民主化”鞠躬尽瘁的“好人”。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法拉奇又对邓小平提了数个尖锐的问题，都被邓小平一一化解。之后，法拉奇将采访的话题转移到了对四个现代化和私人投资的问题上。邓小平告诉她： “我们的建设方针仍然是毛主席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再怎么开放，进来多少外资，永远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这次采访从十点开始，十二点十分结束，持续了两个小时零十分钟。之前邓小平会见外宾时，一般都会把时间掐得很准，在饭点到来之前就结束，然而这次却“超时”了十分钟，可见他和法拉奇聊的还是很“投机”的， 这一次对邓小平“奇妙”的采访，给法拉奇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毕竟能像邓小平这样能在她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寸步不退的政治家，实在是世间少有，在采访完邓小平后，法拉奇坦言：“我在采访时就被他迷住了，对邓小平的采访是最好的上乘之作。” 1993年10月，法拉奇应邀再次来到了中国，并于10月14日下午3点，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学术报告厅作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法拉奇讲述了第一次采访邓小平两天后，她再次见到邓小平的场景。 那一天，51岁的法拉奇见到邓小平后失去了自制力，突然喊道：“邓先生，I love you，我爱您！” 法拉奇的这番热情的话语让邓小平身边的几位领导都惊到了。为了缓和气氛，邓小平对他们说道：“她说话像美国人。” 时至今日，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仍然每年更换一次。毛主席的画像将永远的存在下去，看着我们中华民族，一步步地走向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