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沈阳一学生在校期间患病 但在每一份欠条上
在随后的庭审中，由于欠条的存在，关鸿群一败涂地。法院认为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对关鸿群资产进行了冻结。
尽管关鸿群照顾地极为仔细，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据关红群介绍，2016年，慧慧因遭班主任孤立、辱骂，经医院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出现情绪低落、睡不着觉和轻生等举动。校方曾向其道歉，承诺严处涉事教师，前后拿出30万元用于孩子治疗。
关鸿群看着手上青紫色的牙印，一把抱过女儿痛哭流涕，但女儿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哈哈大笑。这起事件，最终也成为了关鸿群心底最大的阴影。
一次在北京的大街上，慧慧看上了一双1000余元的运动鞋，关鸿群没有同意。慧慧开始发起了脾气，一转身就跑不见了，到了晚上，才自己回到了医院。
她说，女儿在这一个月来，情况有些好转，“就是在看了电影以后，我挺感谢‘李焕英’的。”关鸿群回忆， 那一天电影散场，慧慧从后面抱住了关鸿群，没有顾及周围人异常的神色，母女俩就这么一路走回了家。
然而在慧慧生病以后，情况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的袜子和鞋子经常一只在客厅、一只在卧室，个人卫生也不讲究，走在路上如果累了，就会一屁股坐下不再起来，偶尔还会出现尿裤子的情况。
关鸿群介绍，事情是从2016年5月26日的晚上开始的。
今年2月，关鸿群与女儿慧慧(化名）一起去看了电影《你好，李焕英》。
为了能够照顾女儿，关鸿群拒绝了心理辅导，开始吃药，尽管她知道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很大，而且一开始吃就停不下来。
算算时间，正是在 “停止补课”后，“纪老师开始针对女儿”。
两人到家后，关鸿群给女儿递上了一杯牛奶，但女儿只是拿在手里，随后躺在沙发上，用长发遮住了脸，依旧不说一句话，也看不到一丝表情。
对于接下来的打算，她准备走一步看一步，法律上的事情，全部交给律师。
2021年3月，在确定女儿情况相对稳定后，关鸿群第一次主动聘请了律师，准备将学校告上法庭。
女儿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慧慧的病情在逐渐加重，关鸿群不满意沈阳本地的医疗条件，开始带着孩子往返于北京。2017年7月，在关鸿群第二次把女儿带到北京后，她收到了来自法院的传票，学校因为她“欠债不还”，把她告上了法庭。
那一天，正在与朋友聚餐的她突然接到了慧慧班主任纪老师的电话，纪老师在电话中告诉她，女儿和同学发生了矛盾，让她马上去一趟学校。当时的关鸿群并未在意。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关鸿群逐渐被磨掉了脾气，只要女儿想要，她都会买。
5年前，13岁的慧慧在沈阳私立实验学校上学期间，被确诊患上了心理疾病。这是母女两人在这5年间，第四次走进电影院。
根据关鸿群所提供的录音，校方相关负责人对孩子生病一事，承认学校有一定责任，曾登门向关鸿群母女道歉，并主动表示将承担孩子的治疗费用，严惩涉事教师。
这段时间，也是关鸿群最“不可控”的一段时间，她经常感觉胸闷，无法喘气，她可以直接躺在大街上大喊“我要死了”，她可以随时破口大骂……直到一个朋友问她，“你是不是病了。”
为了给女儿治病，关鸿群结束了自己经营的一家饭店与一家服装店，同时，学校也给出了第一笔费用，10万元。
拿到诊断书后，关鸿群感到一阵绝望。女儿已经病了，如今自己也病了，谁来照顾女儿？她无法想象这个问题。
超市里采购的200余元的东西，慧慧可以一天吃完，似乎永远都没有饱足感，只要没有自己满意的吃食，她就会大吵大闹。
每次吃药之后，关鸿群经常会出现烦躁的情绪，这让她有些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身背官司，女儿自杀，关鸿群觉得自己“走投无路”。她开始做起了极端的事情，她多次找到学校“讨要说法”，并开始在学校外拉起横幅，与学校保安发生冲突，堵在校长家门口……
过了很久，女儿终于把门打开，此时的家里一片漆黑，借着楼道的灯光，关鸿群发现女儿一脸苍白，连嘴唇都是白色，头上还挂满了汗珠。同时，女儿在开门后，将一条手臂藏到了身后，并且用后退的姿势，进了房间。
为了满足女儿，关鸿群有时不得不在凌晨奔走于大街小巷，只为买到能令女儿满足的食物。由于暴食，短时间内慧慧的体重从一开始的85斤涨到了120斤，这段时间，镜子从家里消失，因为不管是她还是慧慧自己，每次只要从镜子里出现，慧慧都会大喊，“什么鬼样子！”“那是鬼！”
2017年的一天凌晨，慧慧告诉关鸿群自己想要吃面包，然而家里却没有，关鸿群在一番安慰后再次独自出门。在跑了好几条街后，她终于买到面包，但回家时却发现无论怎么敲门，也没有人开门，她本能的察觉到了问题，一边给亲人朋友打电话，一边开始用力踹门。
随后，封面新闻记者通过公开电话，联系上该校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慧慧的事情，法院已经有了相关判决，学校也当庭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当记者问道，学校对于慧慧的问题，是否有责任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一切由法院认定。
然而，在2015年11月时，当时的初中班主任纪老师却突然改变了补课地点，新的补课地点距离关鸿群家有40余分钟的车程。11月的沈阳已经开始降温，孩子每周末的补课，要到晚上8、9点才能结束，考虑到接送的安全，母女两人决定暂停补课，等天气变暖后再继续。
关鸿群确实病了。经过医院检查，她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惊恐障碍”。
女儿已经无法离开自己，但现在自己却出现了精神问题，关鸿群不知道自己的路在何方。
3月18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了慧慧此前就读的沈阳私立高等学校。这个学校位于沈阳郊区，不远处就是高速路口，周围少有建筑，据当地司机介绍，这里除了学生和家长基本没人过来。
女儿割腕了，关鸿群手脚冰凉。
但在每一份欠条上，她都写明了借款原因，以及为什么会签署借条。同时，关鸿群手里还有着学校相关负责人的录音，该录音中，负责人也认可了“以借款的方式支付孩子治疗费用”的说法。
关鸿群的哥哥说，关鸿群从一开始就走入了误区，她希望学校能够将慧慧负责到底，所以才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想要讨个公道，但这样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3月18日，关鸿群聘请了律师。
朋友老杨则更加直白的猜测，或许学校就是因为关鸿群的这种想法，让他们认为关鸿群是一个“无底洞”，因此才以这种决绝的方式，将关鸿群告上了法庭。
学校先支付 “治疗费用”再起诉“借钱不还”
随后，关鸿群和学校沟通，表示希望慧慧能在家里待一段时间。但远离学校，并未让慧慧得到好转，仅仅几天后，慧慧开始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开始出现胸痛，呼吸不畅的问题。
关鸿群说，自小学开始，慧慧就一直参加着由班主任老师组织的“补课”，到了初中也从未间断。
一路急匆匆地驱车到达学校后，关鸿群见到了女儿以及老师和同学，几方各执一词，分不出对错。本着息事宁人的想法，关鸿群将女儿接回了家。一路上，女儿一言不发。
从孩子出现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年，关鸿群没有起诉学校。
慧慧告诉关鸿群，早在两个月前开始，纪老师就开始针对她，让其他同学远离慧慧，认为慧慧与同学们“不是一路人”，“不能当学习上的好朋友”，同时，在各种公开场合对慧慧进行批评。
在这5年中，躁狂和抑郁轮流掌管着她和女儿的生活。
关鸿群一把抓过女儿的衣服，问女儿，你究竟想干嘛？女儿则一口咬在她的手上，一边哭，一边含糊地回答，不想活了，太累了。关鸿群没有挣脱，继续问道，为什么累？女儿回答，我就是一个傻子，是个垃圾。随后，关鸿群拉着女儿一起来到了窗边。但很快，她清醒了过来。
眼看慧慧的情况愈加糟糕，关鸿群将慧慧带回了沈阳，这时的慧慧除了此前的病症，还开始变得贪食。
而最难的，是晚上。因为女儿很难入睡，并且要求她不能入睡。一天凌晨两点，实在撑不住的关鸿群闭上了眼睛，但没过几分钟，就被女儿一巴掌打醒，并质问她，“你是来带孩子的吗？我没睡，你睡什么！”
关鸿群说，自那天以后，女儿对她的态度好了很多，不再咬她，抓她，甚至偶尔还会稍微表露出一些关心。关鸿群认为一切事情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也让她有了精力来处理法律上的事情。
根据关鸿群提供的医院病历显示，医院诊断意见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伴有“分离性遗忘，抑郁焦虑状态”、“自杀倾向”等病症。
但在拿钱的过程中，关鸿群与学校却出现了分歧。按照学校的说法，由于慧慧所就读的学校，由于是股份制的私立学校，除了股东同意外，为了内部流程报账方便，需要让关鸿群写下借条，才能给钱，不然无法入账。
关鸿群说，有一次，自己发病，刚吃了药，女儿也开始发病，在客厅里一下坐在地上不再起来，并且开始“哇哇哇”地大哭，无论关鸿群说什么，她都不理。
对于校方“起诉在先，借款在后”的做法，该工作人员表示，是出于“人道主义”。同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关鸿群此前因为这个事情，曾多次到校内闹事，严重影响了学校的相关秩序。
关鸿群很不理解，明明是为了方便走账而签下的“欠条”，为什么现在却成了自己“欠钱不还”的证据。且学校的起诉明明是在2017年6月14日，而第三份欠条签订的时间，是2017年6月29日，“他们一边告我不还钱，一边又借钱给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关鸿群追到房间，开始问女儿发生了什么事，但女儿并未回答，只是将全身藏在被子里一言不发。随后，关鸿群发现了从被子里浸出的血色。
女儿的情况让关鸿群有些着急，自离婚后，关鸿群和女儿一直相依为命，无话不谈，这样的沉默还是第一次发生。
病情加重，女儿出现割腕倾向
这让关鸿群无法接受，此前常年做生意的她知道，欠条不能乱签，所以一开始并未同意。但随着孩子的病情加重，家里的积蓄也逐渐消耗殆尽，她先后签下了三份欠条，每次10万元。
13岁的孩子正逢青春期，对于这些，自然无法接受。慧慧告诉关鸿群，她不想去学校，因为周围有很多“嘲笑的眼睛”。
关鸿群一直认为女儿患病的责任，在学校。
关鸿群只得站了起来，开始发泄式地打扫房间里的卫生，整整两个小时，关鸿群将房间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连墙角、地板都被她擦得一尘不染。自此以后，关鸿群每天晚上都会打扫房间，她说，总要找点事做。
但在2017年时，学校又以偿还借款为由将关鸿群诉上了法庭，此后关鸿群被冻结资产，同时因为忧心女儿，关鸿群自己也患上了“惊恐障碍”。
关鸿群说，慧慧出事的最初阶段，学校也曾告诉过她，让她走司法程序，并表示一切按照法院的判决来处理。但关鸿群本人却并未同意，她说，当时正值孩子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她没有精力来处理相关的法律事宜，同时，她也无法计算需要多少钱，才能治好孩子，“法院万一一次性判决赔多少钱，不够怎么办？”
学校门口并未有任何标识，甚至没有挂牌。保安室内，三个穿着保安服装的人正在下着象棋。因为“疫情原因”以及“封闭式管理”，学校的保安拒绝了记者入内的请求，同时，面对记者想要找该校负责人的请求，对方表示，“人不在”。
在她不停地询问下，女儿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我是垃圾、窝囊废。”随后扔掉牛奶，抱着关鸿群嚎啕大哭。那一天，母女两人一夜未睡，女儿也终于向母亲吐露了压抑很久的心声。
母亲本人患上“惊恐障碍”
由于出身单亲家庭，慧慧从小就十分懂事。早在八九岁时，她就自己洗衣服做饭，什么都不用妈妈操心，就连上学皮箱都一直是自己收拾。关鸿群此前因为忙于生意，对于慧慧，她从来都是“放养”的态度。
学校：一切走司法程序
在关鸿群看来，女儿今天躁狂，明天就抑郁，反复无常，让人琢磨不透。这样的状态会持续多久，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她不知道应该要多少赔偿。
然而半小时后，她再次接到电话，这次是那个和女儿“发生矛盾”的同学，小女孩在电话中告诉她，“阿姨，你快来一趟吧，我和慧慧没事，她和老师有事。”
面对校方的指责，关鸿群本人并未否认，她表示，自己当初的做法，确实有些过激，她本人也有些失控，如今她已经想好，要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北京的治疗，并未让慧慧的病情得到好转，反而在陌生的城市里，慧慧的病症变得愈发严重，整夜不睡觉，偶尔还会有间歇性的躁狂，并且有极高的消费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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